我这一家子

正回家了1947年5月,中共上海局青年组组长朱语今派我由上海回到武汉,利用家庭社会关系开展地下活动。我父亲童璋当时是湖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家住在汉口保华街保元里9号楼上,是银行职工宿舍。父母和五个孩子,一共有七口人。我是老大,1921年生于北京。恩施高中(湖北七高)毕业后,1942年暑期考取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当时父亲在湖北农业改进所工作,要养活祖父母、夫妻二人和五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我去重庆时的路费是母     

杨苡:有些地下党朋友信任我

母亲来南京陪罗沛霖去上海,是在母亲他们回天津前在南京小住那段时间。1947年4月,母亲和杨敏如、罗沛霖他们一家到了南京。前面说过,复员返乡不是件容易事。回南京,中央大学是比较早的一拨,我哥他们编译馆迟了好久,我姐一家和我母亲不是跟单位而是自己走的,那时抗战胜利已快两年了。他们的行程是地下党孙有余安排的,在重庆时母亲对罗沛霖的事很支持,把钱都交给了地下党做活动经费。     

为鲁迅抬棺的出版家——父亲吴朗西与鲁迅的交往

正父亲吴朗西曾在美术生活画报社做编辑工作,此后创办了漫画生活画报社、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自从开始编辑生涯后就结识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鲁迅日记看,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两年时间里,他是与鲁迅密切接触的年轻人之一,也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出版家。这个时期是鲁迅写作、翻译、编辑画册最旺盛的时期,也是父亲编辑出版事业从初创到成熟的时期。     

母亲唐淑德的非常人生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言传身教,影响着我的一生。 我的父亲孙寒冰,曾经以创办中国第一本《文摘》、宣传抗日、在国民党统治区推出《毛泽东自传》而受人称道。不幸的是他于1940年5月2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的大轰炸中牺牲,死时才37岁。此后,我的母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含辛茹     

黄洛峰:“拒检运动”的策划人

黄洛峰是云南人,1927年入党,早年在云南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赴日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在上海被捕,出狱后主持读书出版社的工作。他长期从事党的出版事业,并在民主运动中担负文化界的统战任务。 “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读书出版社受到国民党的严重迫害,洛峰不得不出走香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他又于1942年春回到重庆。在洛峰的推动下,以生活、读书、新知三店为核心,成立了重庆出版业中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出版业联合会,洛峰被推为董事长。国讯书店也是联合会的骨干之一,负责人祝公健被推为董事。我原为《国讯》杂志编辑,后继任国讯书店经理,也相应地担任了联合会     

建国前夕的田汉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田汉偕继母安娥在1946年5月由重庆回到阔别将近10年的上海。这里是他自1922年从日本回国后,创办“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致力于革命戏剧运动的场所,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才离开,因此上海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在抵达上海的当晚即去黄金大戏院看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我和陈立夫的书信往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元老“中华孔孟学会”会长陈立夫先生应我的邀请,在他90多岁高龄之际,先后寄来一些照片和墨宝给我。在此期间,每逢元旦、春节,我都以晚辈的身份,给他寄去贺卡向他拜年,祝他老人家新年快乐,健康长寿。陈先生也是见信必亲自回复,并回赠贺卡给我,共贺新春,我俩结成了忘年之交。我能和陈立夫先生进行书信交往,还得从上辈老人的结识交往说起。我是南京人,父亲冯祥麟,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后经该校经济系主任雍家源博士的推荐,到国民政府审计署做事,时任审计署署长就是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从重庆…     

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回忆散记

我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的初夏,我随父亲袁欣白流落贵阳,父亲开业行医,我是一个失学的少年。那时,我常去中华南路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开的一家书店)看书,结识了一个叫汪锡棣(现名汪晓光)的店员,他叫我帮着写了许多寄给抗日战士的慰问信。在那歪歪斜斜的童体字和那似通非通的语言里包涵着我的一颗单纯的童心,使我和书店在感情上有了联系。这年冬天,父亲带着我准备到重庆。临行前,汪锡棣写了一封信,叫我带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重庆分     

我的出国留学记

<正>1978年7月，我离开生活了9年4个月的黑龙江农村返回上海。那时，我已满30。到了上海，父母立即考虑帮我办出国留学。我的小孃孃，也就是父亲的小妹妹在日本，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即便是“文革”期间也未中断。1976年，我表妹从日本到上海短期留学进修中医，就住在我家。这回，父母想通过小孃孃他们帮我在日本申请上大学。     

忆父亲冯乃超

我同父母亲相处的日子并不多,父亲又是一个寡言的人,很少讲有关自己的事。我两岁半就离开了父母亲,到广东老家由祖母照料生活,抗战期间在上海与叔叔乃勤一家相依为命。直到1946年父亲到上海,我们才有较多的接触。建国初期,我们虽都在北京,但每次相互见面都是来     

从水果店帮工到"上海滩教父"——忆我的父亲杜月笙(下)

抗战爆发后,父亲转移到了重庆,他和早期帮会里的人关系渐渐疏远了,相反,与蒋介石这些人走得近一些。父亲在重庆时跟戴笠走得很近,所谓走得近,就是帮助戴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帮助国民政府抗日。     

从水果店帮工到“上海滩教父”——忆我的父亲杜月笙（下）

抗战爆发后,父亲转移到了重庆,他和早期帮会里的人关系渐渐疏远了,相反,与蒋介石这些人走得近一些。父亲在重庆时跟戴笠走得很近,所谓走得近,就是帮助戴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帮助国民政府抗日。     

蒋介石大学食堂吃“沙子饭”

蒋介石一生兼职无数。1943年2月至1944年8月,蒋介石担任了一年半时间的重庆中央大学校长。既然当了校长,当然要有个校长样子,在知识分子中注意树立“儒雅”形象,在青年学子中做出“长者”风范。然而,他在中央大学的所作所为,却适得其反。     

张自忠之女张廉云回忆实录

<正>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现在都有张自忠路,以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将军,这足以显示出人们对他的敬慕与怀念。2009年6月的一天,我来到位于北京蓝靛厂南路的一个普通小区,采访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老人86岁高龄,满头白发,步伐却稳健如常,思路也非常清晰。简单地寒暄后,她深情地向记者讲述了父亲悲壮的一生。为尽忠,投笔从戎1891年8月11日,父亲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家里的八个子女中,他排行老五,唐园人     

回忆在延安的日子

<正>我母亲王艾英1925年同我父亲何思敬结婚,我于1926年7月在日本东京出生。1927年1月,父亲受聘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父亲回国后我即随母亲居住到外祖父王风飞家里。在我10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知父亲在中山大学的生活已得安顿,即带着我乘船到广州同父亲会合,住在广州市东山区。     

父亲王允功与上海音乐出版社

<正>父亲王允功于新中国成立前创办了上海音乐出版社，这或许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营音乐书籍的出版社。但由于出版社规模不大，他同时又长期在中学、大学从事音乐教学工作，便比较容易被音乐界和出版界所忽略，或许只有老一辈的音乐家（绝大多数已谢世）或他的学生（年龄也至少在70岁以上）还记得他。     

我的绘画之路

正1957年,我出生于重庆。那时,我父亲在重庆航道区工作,母亲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住在朝天门水巷子。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还记得我用粉笔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画画,父亲说,最早是他教的。1964年上小学之前,父亲调到武汉工作,家也就迁到了汉口民生路长航宿舍。从上小学起我就痴迷连环画,对刘继卣的《鸡毛信》《大闹天宫》《东郭先生》,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李双双》等等,爱不释手,我自己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忆西藏著名的爱国人士——詹东·计晋美

詹东·计晋美是我的姑爷爷（父亲的姑父）。20世纪30年代末期,父亲在重庆念高中时,詹东·计晋美当时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陪都。事实上早在1929年九世班禅就在南京设立了班禅驻京办 事处,抗战期间,班禅办事处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