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比不知道

曾在《随笔》上读到过绿原同志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曾被蒋政府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工作。得知此事后,在胡风等人的帮助下,他逃跑到一个地方教书,根本没有去中美合作所报到。十年之后,胡风“反革命”案发,绿原当年因此事向胡风求助的信,被加以删节后,成了他当过“美蒋特务”的“罪证”。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当过国民党大特务的人,居然出面证明绿原“确是中美合作所的人”。其实,当时绿原并不叫绿原而是另一个名字。我这番转述可能不够准确;但是,这段文字给我的印象极深。绿原虽经公安部门查实他根本没有进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     

“编外胡风分子”袁伯康——一个异类的自我救赎

袁伯康从报纸上看到著名诗人绿原去世的消息,黯然了很久。掐指算来,这一天距离与绿原的相识之日,己然60年。     

路翎一部读不完的大书

记得是1987年的夏天,我去北京看望绿原夫妇,却没有请他们引见渴慕已久的小说家路翎,和这位稀世的天才失之交臂。     

木兰湖水绿 木兰山花香——知名人士绿原、谢芳人生剪影

诗人绿原的乡愁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一个名字会被人们永远地记住:绿原。早在20世纪40年代,弱冠之年的绿原便以一组政治抒情诗震动文坛。80年代初,又凭借诗集《人之诗》、《人之诗续编》的出版引起世人的关注,作品被译成德文、马其顿文等多种     

绿原:诗坛上的“绿林好汉“

今年85岁高龄的绿原,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外国文学编辑家,"七月诗派"代表诗人,曾被台湾诗评家称为"大陆生命力最强的诗人"。他19岁开始发表诗作,20岁即出版诗集。1955年,年仅33岁的绿原被打成"胡风分子",从此历经坎坷磨难。但他在逆镜中刻苦学习,笔耕不辍,在文革结束后又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并取得骄人的成绩。     

两个路翎

记得是1987年的夏天,我去北京看望绿原夫妇,却没有请他们引见渴慕已久的小说家路翎,和这位稀世天才失之交臂。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路翎从朝鲜前线回来,写出多篇受到读者喜爱的小说和散文,掀起一阵“路翎热”,接着是来自指导家的粗暴批评。我当时在驻武汉部队的一个机关供职,匆匆草成为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辩护的文章,题目就叫《一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有力作品》,先请诗人曾卓审读,他一口气看完,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要我将稿子寄给在北京的绿原,让路翎也看看。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这篇没有刊出的文稿成为我的“罪证材料”,塞进本人分量已经不轻的档案。后来知道,周恩来曾指示胡乔木,应该把路翎这样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路翎遭到不公正对待,先后两次入狱,在高墙内苦苦熬过20个春秋。     

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我参加了审查胡风案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17日清晨．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当时,我担任中宣部文教干部处副处长,具体分工协助部领导管理文化艺术系统的干部。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捕李嘉陵的工作。拘捕绿原则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国际宣传处副处长胡伟德两同志负责进行。     

《农二师志》(编纂承包进度快 质量好)

自1990年起,《农二师》的编纂采用承包制。用个人承包的办法编修方志,在全兵团系统唯此一家。 农二师《绿原报》前副主编、现离休干部王野苹同志承包了《农二师志》的编纂任务。按承包合同规定:承包人须在两年内完成全书总纂,达到终审稿的要求。经过一年夜以继日的辛劳耕耘,《农二师志》的编纂取得了“进度、质量”双丰收。     

我与“大江”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1946年3月,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出了近500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获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期,这个副     

绿原的"超蜜月"·"自由人"周绍良

翻开共和国史册,曾有一节沉重的篇章：1955年,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受牵连多达2000余人,其中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这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给他们分别戴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年仅33岁的绿原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从此被关押7年之久。诗人出狱后经历坎坷,“革”中期又在咸宁干校度过了五个春秋。     

简讯

为加快《农二师志》编纂进度,保证志书质量,《农二师志》从1990年起,采用个人承包制。经师史志办公开招标,师《绿原报》前副主编、现离休干部王明德中标。经招标单位与承包人多次磋商,达成了承包协议。协议规定:师史志办为承包人提供修志所需的基本原始资料,承包人须在两年内完成65万字的《农二师志》兵团终审稿。协议书     

牛汉的『汗血斋』

牛汉,这位19岁就以《鄂尔多斯草原》引起文艺界注意的诗人,生活却和他开了太多不愉快的玩笑:1955年因蒙冤案,与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友一道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中,从1969年9月到 1974年12月,又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只身一人下放到鄂南向阳湖劳动改造, 他的妻子吴平原是铁道部的干部,后也被“轰”出北京城,调到汉口铁路中学,一儿一女分别在北大荒当知青和甘肃当工人……     

1951年,我在朝鲜的一次惊险行车

我今年83岁。1944年4月6日参加工作,3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3日,我当上了图们机务段蒸汽机车司机。1951年1月25日8时,图们机务段党委书记谢伟军派人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第二年,我知道肯定有重大任务了。因为援朝运输工作一开始,我的JF型206号机车便进入了一级战备。     

我在抗战期间的亲身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我8周岁半;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时,我16周岁半,高中毕业。抗战期间我正值少年,囊括了我中学时期的全部6年,今天回想起我的这段经历,青年朋友们知道了也会想一想的。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正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