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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是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标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1827),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1863),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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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是我国封建时期专营银两异地汇兑,兼营存、放款(贷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从其业务方面来说,也可以称其为中国早期的私人银行.票号的产生,是跟中国商业的发展、商品的流通以及资金的结算有着密切关系的.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是我国第一家票号,自其创立,票号的高额利润吸引了众多商家都去投资这个新兴行业.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在全国的51家(总号)票号中,山西境内就有43家,小小的平遥县里就设有22家票号的总号,称"平帮";祁县12家,称"祁帮";太谷7家,称"太帮"或"谷帮";另外在山西以外的天津、上海、广州、云南四个地方一共开设了8家票号,统称"南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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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历史回声——“……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有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是梁启超先生的慨赞.几乎就在他讲话的同时,《大公报》刊载了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报道着中国第一家商业票号——曾经汇通天下、享誉海内外的平遥日升昌票号倒闭的消息:“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中的弄潮儿,声播海内外的吹鼓手,傲睨天下藐视历史的天才,视“破坏”为第一良药、第一美德的文化狂人到哪里去了?他为之自豪和骄傲的那些富甲天下非数十万金银不称富的商业巨头、金融骄子又到哪里去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外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只留下这世纪末的遗响,只留下那称雄华夏500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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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是晚清道光初民间自发创办的金融机构。它起源于异地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山西票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经济实力也很强。按票号所在晋中地域来划分主要有平遥帮、太谷帮与祁县帮。早期的山西票号主要活动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汇兑部分“京协饷”‘骊得以在财力和地域上的大拓展。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山西票号的日异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已在各地设立了众多分号,江苏苏州则是其中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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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山西票号书信是总号与分号、各分号之间为传递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票号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商业性质。为防止信件在传递过程中丢失,通常将寄出的信重新誊抄在一起,并按照寄送时间依次进行编号,以此形成信稿。因此,信稿中往往记录了大量反映票号商业活动的第一手信息,是我们了解山西票号的宝贵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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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晋商自清道光时期创设票号,至民国时期消失,历经百年。晋商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承担了民间金融汇兑和国家财政汇兑的功能。作为一个从民间兴起的商业组织,能占据金融行业的半壁江山,与晋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密不可分。晋商票号通过多年的营商经验预见性地创造出金融机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为晋商票号的发展、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人才。晋商博物院收藏的两份“新泰厚”人俸折提供了“新泰厚”票号人员的详细信息,是研究晋商著名票号“新泰厚”管理理念的重要一手资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