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诱因,贩毒走私、黑社会性质犯罪死灰复燃,犯罪的有组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国外犯罪组织加强渗透,从而导致了新型犯罪——洗钱犯     

走私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对策

走私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面临执法困境。应当借助刑法总则中关于“连续犯”的构想,设立“徐行犯”打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同时,着重对单位犯进行资格刑配置,“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改变走私犯罪“数额犯”的立法模式,引进“逃税比例”作为定罪量刑的另一标准,从而使走私罪成为“数额犯”和“比例犯”的统一体。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最为猖獗。这一地区海岸线绵长,湾港纷歧,在地理上有利于与海外进行走私;沿海渔民因战争而破产,不得已而从事走私活动;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物价差距过大,走私有利可图;更为重要的是,日方将走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加以利用,一直是走私的策动者,而大后方政治不上轨道,致使走私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一地区投入到走私中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但大私枭是走私的主力,他们多以设立公司的形式集股从事走私活动。走私出口的物品多是各地的工农业特产品,尤以钨砂和桐油为多。走私入口的物品多为日用品、奢侈品甚至毒品。越到战争后期,日方对输入物资的控制越严,有利于民生军用的物资越少。走私的方法大致分公开走私与秘密走私两种,而秘密走私的方法更为繁复。走私的路线极为复杂,据点多在沿海,小据点因战场形势变化旋起旋灭。出口走私规模大于入口走私,利润往往很高。战时走私给大后方带来复杂的影响,但弊大于利。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桐油走私贸易

抗战时期,大量的桐油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或海外。这主要是由于日方的高价诱购、海内外价格差异巨大、国民政府的收购工作存在弊端、武装走私盛行及处罚轻微所致。日伪及国统区形形色色的人员参与了走私,走私方式大致上可分为欺瞒走私和恃强走私两种,走私路线分歧,走私的数额特别巨大,利润丰厚。猖獗的桐油走私行为给国统区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总结反假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完善反假币工作

自1948年12月1日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以来,制贩假币的浊流也随之出现,而且这种犯罪活动日趋猖獗并蔓延至今。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假币犯罪已成为仅次于走私贩毒的国际第二大公害,这不仅扰乱了人民币的正常流通,还给人民生活和金融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

钨砂走私作为一种特殊而又有重要影响的非法贸易行为,是民国时期走私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钨砂走私现象伴随世界风云的急剧变幻与国民政府钨砂政策的变化,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岁月。与同时期其他走私现象相比,钨砂走私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钨砂走私花样繁多;私钨的来源、去向与走私路线均有一定的规律性;国民政府的钨砂统制政策造成了钨砂走私的盛行;钨砂走私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钨砂走私研究对于多角度认识民国社会,乃至探求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特征与政治行为,有一定的意义。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日本一直在策动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后方)的走私活动,其中香港、澳门、广州湾是日本重要的走私基地。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许多公司,进行进出口走私活动。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     

大洋上飘来的近代化

所谓“走私”,其实是正常贸易,朝廷害怕民间海商发展壮大,就来搞海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海外贸易,一搞海禁就变成了“走私”,以至于连沙勿略也不得不“走私”进入中国。不幸的是,沙勿略“走私”未捷身先死,成了向中国传教的先驱。     

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

宋夏之间长期存在着走私贸易。走私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以横山为界的宋夏边界。走私者包括商人、西夏的外交官员、宋朝的沿边官吏、边防士兵、沿边属户等。走私的商品包括马匹、食盐、武器、货币、人口等。走私活动在西夏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走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西夏经济欠发达,对宋朝的经济依赖性很强;宋朝关闭榷场等正常贸易的渠道,更促进了走私活动的盛行;自隋唐以来,南北经济互相交通,逐渐成为一个整体,政治上人为的分割并不能切断南北之间经济上的联系。     

19世纪爪哇鸦片走私中的华侨包税商

结合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桂南缉私述论

日军侵占广州前后,华南地区特别是桂南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输入的日货主要有纺织品与日用品,输出则以桐油、铜元、粮食等为主.日方将走私品包装冒充他国或中国货物.中国部分军政官吏与奸商的勾结等都对走私起了推动作用.走私的盛行,对中国抗战产生不利影响.第三届广西学生军采取种种措施打击走私,但由于学生军活动的短期性和其他原因,其缉私所取得的成效不大.     

逃犯赖昌星的枭雄往事

赖昌星一生跌宕起伏,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要离奇曲折。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之时,走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他认准了走私这条来钱快的道路。但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打击走私的决心,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美国对华鸦片从走私到公开贸易的演变

美国对华鸦片输出经历了鸦片战争前、五口通商时期及《天津条约》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三个阶段.从美国进行土耳其鸦片的行销开始,美国就开启了对华非正常贸易的道路.相比英国,美国鸦片走私时间晚、质量次,但鸦片走私的速度与影响力一点不弱于英国.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以支持鸦片走私的态度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此后,美国国旗成了掩盖鸦片走私的最好保护伞.18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及工业资本在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国商人逐渐将在华资本回调到国内参与经济建设,活跃的美国商界先驱与鸦片走私逐渐淡出中国市场.     

读韩国青年学者孙准植的专著《战前日本(1933—1937)在华北的走私活动》

读韩国青年学者孙准植的专著《战前日本（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戴建兵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本为了达到分离华北的目的,利用日韩浪人和汉奸在华北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走私活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风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同时,走私活动也打击...     

1935年日军炮击“专条号”巡缉舰事件始末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台湾在沦为H本殖民地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对福建沿海走私的渊薮。闽台之间一衣带水．地理条件便利,加上日本当局的姑息纵容．使得台湾海峡的走私活动经年不衰。自1895年起．来自台湾的日本货船及台湾帆船就经常出现在厦门附近非通商口岸各地沿海进行非法贸易,走私军火、鸦片、毒品、盐等物资。     

文物走私与文物盗窃非法交易之间的关系

物盗窃、非法交易和走私是物犯罪活动的三个主要环节,为了防范和打击物犯罪活动,有效地遏制物犯罪活动,有必要深入分析物走私与物盗窃、非法交易三之间的关系。     

清代福建鸦片的泛滥及禁烟斗争

真正意义上的鸦片走私始于1796年(嘉庆元年),因为这一年嘉庆皇帝颁旨,查禁鸦片从外洋输入,禁止国内种植罂粟,并决定从关税表中剔除鸦片一项。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主要集中在广州附近,特别是在零丁洋面上。但自19世纪20年代以后,鸦片走私开始向福建沿海发展,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即1823年和1832年。鸦片走私会从广州附近转向福建沿海,主要是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鸦片政策导致鸦片滞销需拓展新的销售市场引起的。     

1930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

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上涨,大批日、朝、台人分别以日本、朝鲜、台湾为基地,通过各种巧妙方式将中国白银走私出口。美国的白银政策和国民政府的对策、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压迫,使白银走私屡禁不止,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中国金融秩序,引发恐慌和经济危机。日本在白银走私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侵略的本质。     

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南印度迈索尔出土的公元前138年的古汉钱,似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平定西南夷,蜀商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荡然无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王化民关于缉查杭州湾走私情况致江海关备忘录

1935年3、4月间,江海关一等帮办王化民受令偕助手王俊对杭州湾一带走私情形进行实地调查．后向江海关和税务司呈交备忘录,详报其调查结果,并针对当地物资走私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以裨有效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