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衰败,触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重建农村、复兴农村的高度关注。所谓"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二语,渐已蔚为时代潮流……国家内政,除以农村为全部施政之对象外,更有何事急于此者!"①1933年是"农村复兴"思潮事功显见的一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之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为标志,"举凡政府机关,有识之士,无不以此为当务之急"。②此后,整个知识界和政界的热议主题无不以"复兴农村"为旨归:"一九三四年中国学术界所贡献于农村问题者,可谓空前,时髦所至,人人以谈农村问题为荣,一变从事憧憬都市文明之正面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迷信”与非遗之间:关于江南的民间信仰与农村妇女的一些思考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农村随之出现了民俗文化的"复兴"现象,给基层的老百姓带来了相关的活动空间。在江南农村,以庙会为首的各种宗教仪式及其密不可分的各种曲艺也陆续复兴。对民俗文化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成为极大的转折点,结果促使许多民俗活动获得了合法地位。然而,不得不加以注目的是:政府和专业人员所认定的民俗文化——换言之在"大叙事"框架里所出现的內容,实际上与基层民众心目中的民俗之间有很大距离。这里着眼于民俗文化"复兴"的主要群体——农村中老年妇女的网络,透过她们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她们所讲述自己经验时的叙述方式展开探讨,借此透视民俗文化"复兴"的各种面貌及其时代性。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怎样开辟出来的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怎样开辟出来的呢?     

从程氏家族续谱建祠看当前农村宗族复兴

我国是个宗族传统浓厚的国度,近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并走向衰落。但自改革开放后,宗族出现"回潮"现象。本文基于对江西省T县程氏宗族续谱建祠的个案调查及剖析,探讨在当代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经历剧烈变迁的宏阔背景下宗族复兴的原因。最后提出当前的宗族复兴不是对传统宗族的复制,表现出"新宗族"的形式。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1917－1922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

１９１７－１９２２年苏俄村社的复兴及其原因初探李兴农村公社（简称村社）是俄国农民上千年传统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①在俄国农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十月革命后，农村公社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和加强，出现了“复兴”现象，直...     

阎锡山农村改造主张述评

一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国家政权逐步加强对农村直接控制,以期从农村获得抵御外来侵略、稳固自身统治,以及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和补偿。统治者要求农村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兵役,因而极力维护农村中的原有秩序或进行些枝节上的修补;社会改良者们视乡村建设为复兴民族的关键,提出了不少改良主张,并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和试验;革命者更是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以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显然,誰真正地掌握了农民,誰就基本把握了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钥匙。     

民国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及其当代意义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有识之士践行乡村建设试验,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复兴濒临崩溃的中国乡村。这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史称“乡村建设运动”。1929年11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江恒源、杨卫玉,地方人士冷遹、殷梓甫、殷德昌、殷庆堂,     

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一个从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过程。虽然早在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即已孕育或萌发,到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中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之后。首先,一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相继创刊;其次,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相继出版;再次,知识界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中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于九一八后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     

民族复兴话语下的中国现代学术

正有人认为,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声"。②实际上当时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振兴中华",而不是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一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文文献中,但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才真正开始。因为直到此时,"民族复兴"一语,才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话语,民族复兴运动也才成为主要的社会运动。本文所说的民族复兴,即是指九     

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凋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图恢复和振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农村。一时间,全国各地兴起了乡村改良运动的浪潮。乡村改革实验星星点点,遍布大江南北……有官方主持的,如行政院农村复兴运动、江浙的县政改革实验、山西的村政改革等;有民间倡导的,如山东乡村改革运动、定县平民教育、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等。其它     

"中美合作"视角下的台湾农村复兴——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1979)为案例的研究

二战以后,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了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活动,以扩大、渗透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于1948年10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1949年,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迁台,主导了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复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成为台湾地区农业的最高主管部门。本文着重从大中华的整体建构和历史连续的宏观视角来解读农复会的大陆背景、台湾工作,以及经验与教训,以尝试挑战当前农复会研究的美台中心趋向。这段农业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于当前台湾史和中国史背向分裂、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断代切割的窘迫现状是有力的回应。     

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

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思想,而且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清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尤其是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

1959年至1960年问,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之后,省委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了成功,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于1961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了“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一年,粮食大丰收,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正当省委意欲继续推行“责任田”时,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免除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责任田”被强令改正。     

建国以来文艺复兴史研究述评

关于艺复兴史的研究,综述或评述性的章己有数篇发表,但大都限于介绍国外艺复兴史的研究状况以及解放以前国内对艺复兴的了解情况。而对于1949年以来国内艺复兴史的研究,至今缺乏总体性述评。如果说1949年以前对艺复兴运动仅限于介绍和了解,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则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阶段,对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反思与展望,对我们进一步拓展思路,深入开展艺复兴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棉花统购、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与手工棉纺织业

1954年9月开始实行的棉花统购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保证了当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但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制度以及市场运行规则和习惯,特别是根本改变了原有的农村经济结构,冲击了原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路径。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国家在基本原则不变的条件下,因时因地对政策进行过一些调整。手工棉纺织业在国家政策的严格管理和不断调整下生存下来,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复兴。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相隔10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辛亥革命要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的路没有走通,所以使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复兴中华民族大业的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