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

在晚清,无论是开民智的“画报”,还是张女权的“女学”,上海都走在北京前面。不谈细枝末节,就讲声名显赫者,1884年5月8日创刊的《点石斋画报》,还有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学的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塾”）,都让历来高傲的北京人瞠乎其后。     

《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

正中华书局2019年9月版,48元庚子事变后,在开民智、开女智的诉求下,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本书以晚清以来天津37所女学、1000多名女教习和女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从创办女学到建构"女界"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女子教育不只是校园内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行为,也是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参与者重新探索社会规范、确立自我认同的场域。一方面,参与者们赞誉女学之现代性,推崇女教习和女学生的文明形     

从女学观看20世纪初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以1915年《妇女杂志》为例

1915年《妇女杂志》的女学思想反映了女性开始逐步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开始获得和男性同样重要的家庭地位;教育是妇女谋生的先导。女学观所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女性时代转型的重要体现。但是该《妇女杂志》中的女学思想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近代中国女性的全面转型,需要中国社会的整体演进才能实现。     

略论中国近代教会女学的影响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建立之初虽是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但却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近代教会女学兴起的背景及其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近代教会女学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加速了中国女性解放的步伐,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女学到女界: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发展脉络

女学的建立和女学事业圈的形成,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造就了新女性群体。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产生有着具体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脉络,女性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体现了其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地方社会的影响。变革图存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等因素都影响了由女学到女界的进程。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关税与厘金的纠葛

关税与厘金的复杂关系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是外交谈判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厘金产生之后,就与海关的子口税产生矛盾,从而产生了漫长的裁厘加税谈判。随着关税地位的上升,中国方面要求关税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裁厘加税又转变成列强要求裁撤厘金和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之间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协定关税和厘金同时废除。从近代关税和厘金的纠葛来看,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和列强为本国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也暗含了中国政府加强自身统治力量与列强控制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从云南看近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女学的产生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女学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中 ,西南地区的云南由于民族众多 ,毗邻英属缅甸和法属越南 ,因而女学的产生和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以中国整体为理论视角 ,探讨了近代云南女学的产生、发展及影响。认为近代云南女学兴起于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最早始于教会女学 ,云南自办女学的出现推动了女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小学男女生同校及大学开放女禁使女子教育趋于完善。近代云南女学不仅培养了大批女性人才 ,还巩固了祖国西南边疆 ,加强了民族团结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变迁。同时 ,与沿海和内地相比 ,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近代云南女学也具有起步晚、起点低、规模小、类型复杂、总体水平不高等局限。     

重商观念与晚清利权意识的演进

在近代中国,利权概念的核心内涵是经济主权,是对经济独立权的诉求。利权意识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加重了晚清重商观念内在矛盾。利权意识的强化虽显示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发,但也展现了重商观念存在着偏差和不成熟的成分。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论郑观应的女子教育思想

郑观应的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他批判残害女性的陋习,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应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主张兴办女学,学习内容以传统女学为主,兼备西学.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郑观应始终无法跳出旧有思想的桎梏,对女子教育思想的认识上还不够全面.     

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从内在角度的考察

由于西力东渐,引发了晚清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首先由民间力量推动,加上外来压力迫使官方进行变革,官民两方的合力,成为从内部推动晚清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重要力量。     

践行性别或消解性别？——酒店女性职业人的性别建构和空间互动

本研究以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为基础,深度访谈37位酒店女性职业人,试图解析女性职业人的性别建构和空间互动问题。研究发现：第一,酒店基层女性员工认为在工作场域中恰当地践行性别是其职业初期不断摸索和协商的重要事项;第二,消解性别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中高层员工面临突破性别定势的困境;第三,到达酒店高层岗位的女性职业人通过家庭场域的消解性别,或弱化家庭和工作场域的性别矛盾而选择回归践行性别。女性职业人对与性别关联的规范和属性进行挑战和改变,诠释了不同空间和职业发展阶段中的性别规训与操演。     

浅析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以“女学”的兴起与发展为视角

传统的中国社会,女性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近代欧风美雨的吹打和国势的衰微显露了传统科举制度的流弊,以改革科举为肇端,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改革之路。而"女学"的兴起与发展是教育近代化的直接后果,女性教育状况的变迁也是反映着教育的近代化状况。     

郑观应的女性和女学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早期维新派思想家、著名资产阶级实业家郑观应,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对女性和女子教育有初步的探索。其思想体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特征,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他认为女性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成为贤妻良母,并未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性。本文以其女性和女学观思想为基础,试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论清代中国东北与俄国贸易的变迁

有清一代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贸易大致可以分成自由交流、边境互市贸易、商埠贸易三个阶段;在贸易性质上,从作为外交关系的副产品转变为近代经济行为;在贸易规则上,由自发无序到法制有序;主要贸易场域则由边境蔓延至东北腹地.清代晚期中俄间的贸易始终是在俄国侵华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俄国为获益最大方.但中俄间经济联系的长期存在,对清代中国东北的开发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具图像神性力量的观念基础

面具是如何具有神性的?面具的神性力量又是如何通过图像传递到不同的受众意识中的?印度查乌舞中的迦尼莎、巴厘岛统培舞中的西达卡亚和中国贵州地戏中的扫收场这三个风格迥异的图像个体,向我们展现了面具图像所代表的神性力量如何在不同的观念基础作用下,传递到观者的图像意识中。这些在演剧最初或最后出现的图像表征,强调了面具表演的仪式感,标志了该表演区分于普通娱乐性演出的独特性质。     

试论晚清德式军制的缺陷

近代以来,中国的军事领域发生了重要巨变,尤其是在晚清军事变革的过程中,清政府借鉴当时先进的德国军事制度,建立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支陆军部队。但由于受到晚清社会的大背景限制,特别是传统文化、落后经济、社会风气以及德国目的等方面的影响,晚清陆军只能停留在模仿的程度上,无法触及德国陆军的精华,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欧洲那样的现代化军队。     

面具图像神性力量的观念基础简

面具是如何具有神性的？面具的神性力量又是如何通过图像传递到不同的受众意识中的？印度查乌舞中的迦尼莎、巴厘岛统培舞中的西达卡亚和中国贵州地戏中的扫收场这三个风格迥异的图像个体,向我们展现了面具图像所代表的神性力量如何在不同的观念基础作用下,传递到观者的图像意识中。这些在演剧最初或最后出现的图像袁征,强调了面具表演的仪式感,标志了该表演区分于普通娱乐性演出的独特性质。     

族群性别文化与讲述活动——以花莲客家族群讲述人为例

根据2006至2007年期间,于台湾花莲地区客家族群进行的民间文学调查及搜集的资料发现,在花莲地区的客家族群中,男性似比女性更擅长讲述。这样的倾向,一方面或缘于客家族群的经济生产条件、性别权力关系等结构性因素,而使得客家族群的男性可走南闯北,有较女性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多元的人际关系,故有较多的口传来源与讲述机会。而相较于男性,客家妇女因须肩负家务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双重责任,不但限缩了女性的生活空间与生存场域,并限制了女性讲述人的讲述活动;另一方面则可能又与在客家族群中,“讲古”的行为容易让人对其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不正经”的联想,由于家庭、宗族或舆论的压力,以及传统社会的族群性别规范,因而影响这些客家女性讲述人的讲述意愿。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一直以来,地方志留给女性的历史位置仅限于贞节烈女。延至明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女文化在江浙一带逐渐繁盛,越来越多的女性凭借其超卓才华进入地方书写体系,成为被言说和审视的新对象。于社会性别视角下解读这一文化现象可以发现,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虽难以摆脱男性历史叙述的弊病,却分明透露出修志者暗持的性别道德评判尺度——才女不仅在地方教化场域中僭取了一个清晰的位置,而且使集体记忆中的典范女性得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