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正义的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场之一,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为中国取得独立与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成为中国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和战后新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开端。     

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历史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为战后世界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维护周边稳定大局为重,致力于和平解决领土主权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改善周边关系。     

战后中日技术引进比较探讨

技术引进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中日两国在战后为迅速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都大量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各自走出了有不同特点的技术引进道路。一、中国的技术引进及战略中国从50年代起到80年代末,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共引进技术(包括设备进口)     

浅议战后发达国家阶级状况的变化

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和阶级状况方面,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特点。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认识这些,是学习战后世界历史的重要课题。本文仅就战后发达国家阶级状况变化的问题,略谈管见,以期得到批评指正。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

中苏同盟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 ,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选择。本文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了分析     

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在美国看来,法国承认中国不仅影响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景,而且严重损害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实际利益。为了阻止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三项措施:阻止法国同中国建交;压迫台湾不主动同法国断交;胁迫其他盟国不追随法国的行动。美国的这些举措,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收效甚微,根本无法抵挡中法建交在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中产生的重大影响,更不可能实现其企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的目标。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美国从遏制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自然无法避免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试析1955年美日关税谈判

1955年美日关税谈判是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必然结果。为了复兴日本经济,使日本成为东亚冷战战略的支柱,美国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日本入关的最关键一步是美日完成最重要的关税谈判。为此,美国政府克服了来自国会的障碍,在谈判桌上向日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使日本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利益。这在世界贸易史上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对日本、美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中的“功利式”取舍——读《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有感

在中国社会,“功利”从古到今都是略显贬义的词语,而“德”则被诸子百家所褒扬到极致。在传统思想中,功名利禄与德行道义相对,也就是说,重视利益的人,往往忽略了最基本的道义和善。但实际上,万事万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道德本身也不例外。当面临两种选择,它们皆循道义却相互矛盾时,总要有一种衡量标准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在“大义”与“小义”中做出抉择的这个过程,即是将“功利”融入道德的过程,也是“鄙夷功利”这种想法不攻自破的过程。要实现整个世界的善,我们必须“功利”地进行取舍。     

试论二战后初期丘吉尔的欧洲联合思想

欧洲联合的思想源远流长,二战后整个欧洲百废待兴,欧洲联合也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各国的政治家纷纷根据本国利益提出不同的欧洲联合方案,这其中,丘吉尔提出的大西洋路线是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计划,虽然这一设想最终没能成行,但丘吉尔无疑为战后欧洲的联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郑师渠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就中国而言,因国人对此感悟不同,欧战后的中国社会文化思...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再版序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场作为世界上开辟最早、抵抗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作为抗击法西斯的四大国之一,在重建战后的世界和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将为推动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而不懈努力。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随之进入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形势远比欧洲错综复杂.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冷战时期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日本与东南亚在战后冷战的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重新交往,始于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赔偿.这种赔偿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利用东南亚国家在战后初期一段时间内的困难处境迫使它们开放市场,以便进行经济扩张;另一方面,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整个冷战时期,日本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致力于经济活动,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     

资源委员会与美国西屋公司技术贸易合作略论

从抗战末期开始,资源委员会为完善战时电力发展计划及奠定战后振兴工矿的基础,将电力作为重工业发展的重心.在当时中国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情况下,资委会将目光投向了有实力的美国电力企业,其所属的中央电工器材厂代表资委会与美国西屋公司进行了接触,在中方做出了较大让步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技术合作合同,并将之付诸实施.但因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等原因,最终双方的合作被迫结束,不过中方在合作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收获.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

美国重视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是随着战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增而兴起的 ,美国对新中国的关注 ,目的是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而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 ,这是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讨的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     

二战期间美国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政策的制定北大核心CSSCI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立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天皇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国便已确定对战后日本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天皇制问题则以其重要性成为对日改造政策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战后天皇制问题的观点可分为两种:日本派从短期利益的角度,强调保留天皇对促成投降和占领改造的重要性,主张战后暂时保留天皇并利用天皇部分权力进行占领改造工作;而强硬派则从长期利益的角度,强调天皇的战争责任及其同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等危害性,主张战后不利用并废除天皇制。美国确立的战后天皇制政策最终将两派观点相结合,既采纳了日本派暂时保留和利用天皇制的意见,更体现了强硬派所主张的削弱天皇制影响的主张,并在战后改造中予以实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综述

2005年6月5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中南分会与武汉大学世界历史所联合主办,主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会议聚集了来自北京和中南地区的部分二战史专家、学。与会学们主要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二战与战后国际关系、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二战史研究的拓展问题进行了大会交流,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融人世界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同世界密切联系起来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美英等世界各国废除了过去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国家元首参加了开罗会议,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的筹建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些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庚子赔款筹议方式比较研究

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举债归还日本所勒索的战争赔款。列强通过争夺贷款权,掀起了在华瓜分势力范围的高潮。然而,取得如此重大利益的各国在议论庚子赔款偿付方式时,最终采取了抵押分期偿还的方式。抵押分期偿还的方式,对清政府而言,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列强能同意中国分期偿还,不意味着其否定甲午战后的政治贷款,而只是一种为了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从而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