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社共创O2O模式的互补性资源投入决策研究

旅游运营商与在线旅行社通过合作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实现双方的O2O模式,但互补性资源的投入会产生机会主义风险,协调成本会使资源遭受效率损失.本文综合考虑资源投入的收益与效率损失构建了合作收益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双方互补性资源的最优投入策略,并通过算例和案例对模型主要部分结论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合作主导者收益达到其阀值时,双方才能达成合作;资源之间存在不完全互补关系,资源与合作努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双方可调整资源与合作努力投入比例,控制资源效率损失;双方互补性资源投入和合作努力投入比例与其在共创O2O模式中的成本收益比相一致.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约定1月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后,双方军队在各自所在的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共双方和美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调处军事冲突.     

政治博弈中的西西伯利亚诸城俄卫贸易(1607-1653年)

俄卫贸易是沙皇俄国殖民东扩与卫拉特蒙古在时空接触后的一种必然交往行为.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俄国政府对毛皮产品和领土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作为“局部型社会”的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依赖畜群与空间移动的卫拉特游牧社会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占据支配权的西伯利亚俄属诸城在双方贸易中往往直接或间接伴有殖民政治需求,于是在贸易与“臣属”抉择中,俄卫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博弈.     

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

早期创造社在<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遭多方批评的氛围中挑战国内新文坛,双方人脉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当为主因.这无疑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在此背景下,早期创造社与胡适发生一场翻译论争.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不过,撇开意气,从创造新文学事业方面看,双方实有合作的必要.遗憾的是,双方虽然和好,但由于性格差异,郁达夫与郭沫若最终走上了与以胡适为中心的主流学界关系亲疏不同的合离之路.     

宋蒙鄂州之役期间的"议和"问题新探

鄂州之役是宋蒙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宋蒙双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在蒙哥去世后选择率军进攻鄂州,但遭到南宋顽强抵抗,未能攻克.结合对相关史料的考察,贾似道确曾派人与蒙古进行议和活动,但其目的不在求和而在于打探军事情报.双方进行过几次交涉,但谈判尚未完成,忽必烈就秘密北撤.因此,"鄂州议和"确有其事,并非蒙古方面刻意编造的说法.贾似道出于掩饰鄂州议和而拘禁郝经使团的说法早在元成宗时期就已经基本成形.     

资源委员会与美国西屋公司技术贸易合作略论

从抗战末期开始,资源委员会为完善战时电力发展计划及奠定战后振兴工矿的基础,将电力作为重工业发展的重心.在当时中国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情况下,资委会将目光投向了有实力的美国电力企业,其所属的中央电工器材厂代表资委会与美国西屋公司进行了接触,在中方做出了较大让步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技术合作合同,并将之付诸实施.但因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等原因,最终双方的合作被迫结束,不过中方在合作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收获.     

个人权力之争还是政治态度之争——也谈宁粤对峙、和解与制度变迁

1931年的宁粤对峙是国民政府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在停止冲突共赴国难的政治背景下,宁方在粤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让步,蒋介石下野.国民党通过中央政制改革案,强化党权,采用责任内阁制,双方初步和解.宁粤对峙既是个人权力之争,也体现了双方的政治态度.宁粤和解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难题,党内冲突继续存在.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院长,实现了个人集权,但未走向独裁政治.通过和解方式建立的政制始终存在着反集权的力量,如民主宪政的政治诉求,它在一定的舆论空间与制度空间内,一直有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与成长的机会.     

浅谈病历档案的“及时性”在解决医患纠纷中的作用

病历档案作为医院与患者双方唯一可以取证的原始资料,医院与患者双方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往往要求封存或复印病历档案,这就对病历档案的"及时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周鸿庆事件"与美日台三角关系

1963年末发生的"周鸿庆事件"引发了台日关系的危机.在这场事件中,日本不顾台湾当局的压力,坚持允许周鸿庆返回大陆.在台湾看来,这是日本亲大陆的严重过失行为,因此对日采取了激烈的报复措施,台日矛盾激化,一度濒临"断交"的边缘.作为台日双方的盟友,美国利用驻台"大使馆"向台湾当局斡旋,不断对其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亲自访日、访台,为解决双方矛盾不遗余力.最终,在美国的调节下,台日双方各让一步,就此渡过了这场"外交"危机.在解决整个事件的过程中,美国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同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意图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论16-17世纪中亚三个汗国与俄国的关系

哈萨克、布哈拉和希瓦三个汗国在16～17世纪期间加强了与俄国的联系,除了继续以往的经济交往外,中亚与俄国开始了正式的使者互访.双方交涉的问题有释放在中亚的俄国奴隶、中亚居民假道俄国去麦加朝圣、双方侨民居住自由,以及俄国假道中亚通往印度等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外,在16～17世纪,其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浅谈心理契约双向视角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

契约是关系确认与秩序保障的常用工具之一,教育作为师生双方参与的培育人的重要社会活动,其参与双方的教育关系与心理契约存在着很高得耦合性。本文首先阐述了心理契约的概念特征,进而研究了心理契约双向视角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希望有助于高校教育的发展进步。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13世纪蒙元与高丽关系变化及原因分析

蒙元与朝鲜半岛高丽政权的关系十分密切。初期,由于蒙古民族的扩张本性,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高丽在蒙古扩张中的战略意义,使得蒙古前四汗对其武力相向,后期由于双方统治者的更换,成为双方关系的转折点,两国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交往。     

论民盟与国民党的“制宪国大”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未能遵守政协决议,不顾多方反对,试图早日召开“制宪国大”,完成突破政协决议的法理程序.为此,国民党对民盟采用分化与拉拢策略,导致民盟内部分裂.民盟经过艰难抉择,抵制了“制宪国大”.国民党单方召开“制宪国大”,使其在此后的国共纷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民盟与国民党完全疏离,与中共进一步接近,双方加快了合作的步伐,奠定了此后新政协召开的基础.     

信任的流失: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发展到互相猜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在抵抗的程度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并由分歧走向了决裂与对抗。其关系之恶化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皆为重要原因。     

评《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

除了亚历山大东征外,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有三个繁荣阶段:两汉与罗马帝国时期、隋唐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时期以及蒙古帝国时期.因此研究中古时代的中西关系,必须重视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脱胎于4世纪上半叶的罗马帝国,于5世纪末6世纪初走向强盛.此时的隋唐帝国是中国的一大辉煌期,这为双方的频繁交流提供了条件.随着7世纪中叶阿拉伯的兴起,拜占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因此,双方的交流以六七世纪最为频繁.     

小小碗子城盛满一碗利益的羹

豫晋交界群众争夺“碗子城” 山西、河南两省交界的村民为了争夺古代关隘“碗子城”而引发纷争,双方都称“碗子城”归属自己。知情人士透露．双方看重的,是其背后诱人的旅游开发价值。相关人士建议,双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唐朝与回纥的关系

唐朝与回纥有着密切关系。在双方交流的一个多世纪里,其关系有着微妙的转变,这对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及回纥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安福国会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在国际和国内和平气氛高涨、人民渴盼统一的背景下及南方军阀、总统徐世昌、北方政府各有所图的形势下促成的.由于参加议和的北方代表多系安福系成员,所以长期以来,破坏南北议和的帽子便完全扣在了安福国会的头上.尽管安福国会的立场与议和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南北议和的破裂却是南北双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双方毫无诚意的自我利益的坚守是将1919年南北和谈推向决裂的主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之争及其影响

本文主要阐述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争论的原因、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分析了这次争论对中小学课程改革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