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的巡视检查工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共产党人立足赣闽边区,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是,此时由于地理和战争环境的分离阻隔,中央苏区各地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财政上也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导致自上而下的指导监督失之于疏、失之于软.随着党员干部权力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     

整合与承继：清末民间公产转型与新式教育体系的建构

清末新式教育体系的建构推动了民间公产转型,进而引发基层公共事业的历史性变迁。本文首先界定清末新式学堂的产权性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深入考察公产的转型与演化。癸卯学制中“官立、公立、私立”学堂较大程度地延续了传统“官、公、私”产权安排,其中的公立学堂由基层社会兴建,其产权形态、治理模式与民间公产尤为相通,在基层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民间公产的整合与承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末基层公共事业转型的可能方向,这一路径并不直接意味着公产的消亡,但实际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及产生的种种冲突,逐渐削弱了公产的力量。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同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赣闽粤边区向来远离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政治与经济中心,是为三省政治的边缘化地区和社会经济的贫困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边区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军兴,东南各省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学校、避战逃难人员等纷迁赣闽粤边区,给赣闽粤三地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长期处于区域经济和政治边缘化的边区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地归原主”中的国家与乡村——土地革命后赣南社会状况分析

1934-1937年,以“地归原主”为契机,围绕着土地继承、业权改革、族田庙产、田赋启征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将国家力量向前中央苏区乡村渗透和扩张,由此揭开了国家与前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互动的序幕.乡村社会对此既有合作也有抵制,政权力量则根据乡村社会的回应对政策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在博弈过程中,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有所加强.     

回顾中央苏区反贪污浪费的巡视检查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共产党人立足赣闽边区,开辟了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变本加厉推行所谓的"杀死政策"和"饿死政策",企图断绝白区对苏区"粒米勺水之接济,蚍蜉蚊蚁之通报",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

2008年8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联合举办,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建宁县委承办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雄、中共三明市委秘书长程立双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央国家机关青联考察团、中共三明市委、市人大、中共建宁县委和闽、赣部分苏区县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等共90多人出席了论坛。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粤赣湘边人民流通券研究

<正>粤赣湘边人民流通券是解放战争时期粤赣湘边区印制和发行的地方纸币,计有贰角、伍角、壹圆、伍圆、拾圆五种面值,主要流通在粤赣湘边区,有力地支持了广东地区以及华南全境的解放。因是区域性货币,流通时间短暂,加之历史资料匮乏,披露信息很少,故粤赣湘边人民流通券多不为人知,鲜有专门的考证和研究。据粗略梳理,该流通券只在《华南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中略有提及,内容主要是介绍各券别大致式样,对发行背景等几乎没有论述。     

淮北根据地纠正淮中、泗阳两案述评

1943年秋的"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是淮北根据地整风期间因反特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两起错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在两案发生后,由边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重新进行审查,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查清了两案真相与案件制造者的错误.边区党委作出决定,完全推翻了两案原有的不实结论,对受到牵连的干部群众予以公开平反,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边区党委对淮北两案的有力处置,排除了"左"的错误的干扰,保证了淮北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为根据地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战略大反攻打下坚实的基础.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曾遇到了巨大困难,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与边区的特殊自然社会、环境,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区在金融方面的一些措施的缺陷有关。1942年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大的缓和了通货膨胀对边区经济的冲击,较成功地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山古窑址调查

江山古窑址分布区域广,密度大,产量高,品种齐全,窑床明显,堆积层丰富,集中反映了江山制陶、瓷业的风貌和闽、浙、赣的地方风格,具有地方代表性。江山古窑址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独特,制陶、瓷资源丰富,需求量大,技术推广普及,留下了各个时期的古窑址和大量的产品、标本。这些古遗存为研究闽、浙、赣三省边界为主的古代陶瓷业提供了大量的佐证,是江山古陶瓷的兴衰史,是中国古陶瓷发生、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央苏区红军的标语宣传战

中央苏区以江西省瑞金县为中心,在鼎盛时期的统辖范围包括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为了建设中央苏区、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粉碎国民党“围剿”,红军、苏维埃政府和地方革命武装对当地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留下了众多标语。据统计,仅赣南地区保存完好的苏区标语就有千余条。它们记录了中央苏区的建立、巩固、发展到被迫放弃期间,红军与敌人艰苦卓绝的斗争,是研究党史、军史、革命史的重要资料。     

戎马一生 骁将风采——记共和国上将张太恒司令员

这是28军的嘹亮军歌,也是共和国上将张太恒司令员浴血拼杀、鏖战沙场的真实写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8军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这支部队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党领导的山东渤海平原上清河和冀鲁边区(1944年合并为渤海区1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一支劲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天烽火硝烟中,28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转战鲁、冀、苏、豫、皖、鄂、沪、浙、赣、闽等九省一市,     

清浦城民众怒惩不法盐官

正清代,福建浦城已是闽浙赣三省边区邻近数县食盐的转运中心,在浦城城郊、富岭、南岸3处设有盐仓。浦城城区设有查缉所,派盐官驻守,直属闽总督管理。对食盐的销售、运输严加管制。浦城销售的食盐,有闽盐和浙盐。闽盐来自福州,称福州盐,从闽江溯建溪,到达浦城;浙盐来自浙江龙泉,称龙泉盐,靠人力肩挑入境。盐务查缉所分别在富岭街和观前的太平桥设卡,泒员查缉。肩挑一担收税铜钱四百二十文,交完税方准盐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

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①农业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经历了兴衰嬗变、重组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衰落、有收缩、有扩张;并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素,农业正朝着积极的方向作渐进性转型和变迁。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赣闽粤边区农业渐进性转型的例子说明,对近代中国农业整体变迁评价应立足于多区域的实证研究,任何单一区域的农业评价都无法涵盖近代中国农业的整体变迁内容和特点。     

论客家宗法宗族文化及其对拜上帝会的影响

本说的“客家”是一种学术专名,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该民系主要由南方百越后裔和北方移民融合而成,其中前居于主体地位。两宋以来,在复兴“三代之治”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出现了宗法宗族制度庶民化的趋势。明清时期,在赣闽粤边区长期延续的百越山地氏族化,实现了向宗法宗族化的转型,与此同时,客家先民族群也随之化育成为汉族新系民系。客家宗法宗族化是直接从百越山地氏族化转型而来的。[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