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

正一、前言战后的1951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于外务省主持"战前日本外交总回顾"的一连串内部检讨会议中,将退出国联视为战前日本外交"走入歧途"的第一步,认为退出国联,不啻自绝于国际社会;不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同步的日本,自然陷于被孤立的命运,能寻找到的奥援,只剩下和日本同等命运,同样被国联唾弃的德、意两国。日本之所以于1936年与德国签定《日德防共协定》,1940年再组日德意三国同盟,无疑反映此一时代背景。日本既然步入歧途,仿若过河卒子,自认惟有孤注一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

1940年7月,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中国朝野对此十分不满,国民党高层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并已开始试探性的行动.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力拒此议,并说服蒋介石基本维持原外交策略,尤其是稍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如德意日结成同盟,德意承认汪伪,英美对日日趋强硬等等),联德之议最终被放弃.国民党内这次调整外交路线的讨论,虽未在事实上弓I起重大震动,但所涉问题,关乎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足以牵动中国抗战大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士此期间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动态.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日本对德结盟述论

尽管日本的对德结盟政策实施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日本的对德结盟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日德同盟的建立经历了准同盟时期和同盟时期。在日德同盟构建前后,从结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存在着另一种结盟构想:利用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缔结日苏同盟,从而进一步缔结更大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     

日本在防共协定强化交涉中的决策探析

1938—1939年间,德意日三国为在防共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关系展开交涉。德意希望新三国协定尤其是其中武力援助义务的适用对象延伸至苏联以外的英法等国,突破防共协定的局限。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意见分歧,陆军主张接受德意的要求并与之缔结军事同盟,外务省则反对。在海军的协调下,日本政府于1939年1月和3月两次达成折中妥协案。但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德意与英法矛盾激化,要求日本就参战问题表明态度。参战问题触及日本海军的底线,海军坚决反对继续让步,陆军亦无法强行推进三国同盟问题。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防共协定强化交涉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决定不介入欧洲战争。     

历史时刻

正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旧的中苏条约应予以废除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和安排,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就签订新约和有关协定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处理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贷款和贸易协定问题反复交换意见,虽然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就条约文本的内容达成一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毛泽东对苏外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述论(1949—1965)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1949至1965年,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破裂,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与苏联控制中国之心的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     

“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由来与使用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如齐鹏飞、李葆珍著的《新中国外交简史》中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的外交战略时就认为:"在‘第二个十年’,由于苏联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和全面破裂,我们开始摆脱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德日对苏政略之分歧

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德日对苏政略之分歧罗志刚早在３０年代,苏联就是一个影响德日关系发展的重大国际因素。１９３６年,共同的反苏方针作为德日之间的一个连环把它们紧紧连在了一起,导致《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法西斯政治同盟的形成。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苏联因其...     

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

朱家骅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对德立场及联德活动,除在少数论著中略有提及之外,①目前仅有新近发表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题论述。②作为现有研究成果的延伸,本文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朱家骅档案,对欧战爆发后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前朱家骅在对德关系中的表态与活动进行考察,通过发表新的背景材料及观点,开展对朱家骅的个案研究,为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德外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建国初期比较成功的一次外交实践,中苏结盟是新中国外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中日韩,成都论“三国”

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务实、坦诚、高效,取得丰硕成果”。会后,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这个会议是2019年中国主场外交的成功范例。外交的成功因素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此次会议的“地利”因素尤为抢眼。中日韩三国都有着中华文明的古老基因,而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成都在三国都为人熟知,韩、日两国僧侣都曾在成都留下求法修行的足迹。     

中苏同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用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不是针对美国的,但中苏同盟的建立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是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强大后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力地牵制了美国,使其不敢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苏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援助;苏联积极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大力援助中国建设工业基础;苏联在外交上坚决同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作斗争。这些对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保证。     

朝鲜停战谈判：中国的政策方针与苏联的作用

2000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50年前的这一场战争对于战后的中国、美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共党史、新中国外交史、战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朝鲜停战,尤其是苏、中、朝方面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