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关于增强对国家权力监督力度的思考

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监督疲软的问题,本文作者以为,应从完善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入手,把强化专职监督机构的监督作为关键,以人民民主监督为根本,增强对国家权力监督的力度。一、完善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国家权力是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的支配力量,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需要有与其支配力对等的制约力。这种制约力量首先来自国家权力体系本身,来自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因此,要增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力度,就必须从改善国家权力结构,形成强有力的权力约束机制入手,使各种国家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正>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革与建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行政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从党治走向法治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整体网视角下传统村落旅游地咨询网络结构与社区权力分异——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本文基于整体网视角对张谷英村社区咨询网进行研究,试图揭示传统村落旅游地社会网运行机理。通过确定样本边界得到了169户家庭构成的样本空间,对咨询网络结构分析与社区权力分异研究发现:(1)张谷英村旅游地社区咨询网络结构呈现不均衡性;大多数家庭活跃于由可达性产生的1-派系小圈子之中,并由11个基础派系衍生出240个衍生派系。(2)整体网视角下张谷英村旅游地社区权力分异呈现金字塔结构;年龄、是否参与旅游经营、助人经历、能力展现与业余爱好是权力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位于权力分异金字塔结构顶端的家庭很少,但对张谷英村旅游地社区咨询网络演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也显示:旅游实践活动既是传统村落旅游地社区成员能力展现的重要平台,也是体现社区社会网权力分异的重要平台;基于社会网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地社区权力分异将处于动态演化中。     

清代节妇旌表制度初探

节妇旌表制度演变到清代,规模空前,也出现了总坊、匾额和牌坊形制的变化。节妇旌表用于通过引导民意,为国家权力在民间的渗透铺平道路,对社会和婚姻结构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

警政建设是清末国家权力向州县以下地区进行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自筹经费开办。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财力不济,不得不采取加重捐税、增加税种以及和地方士绅合作等办法开办警察。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和税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末的警政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逐渐走向了困顿与萎缩。兴办警政助长了士绅力量的膨胀,冲击了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     

赫梯王权与法

赫梯王权与法易建平军权、法权与神权,是上古权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在上古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根据这三种权力的分布以及运用情况,得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的结论。探讨赫梯王权的性质,这一方法也可适用。本文拟研究赫梯王权与上古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浅论

政党政治是日本近代史(1868～1945年)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原敬内阁到“5·15事件”),日本历史学家对此有许多高见。然而,却很少有人从国家政治权力及结构变化对政党政治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而我国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显不足。笔者不揣粗陋,试而论之,不当之处,请指正。     

社会发育与管控型治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现行的＂乡政村治＂,在内在逻辑上都把普通民众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实现自我管理的素养和能力,必须借助于宗法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这与基层民主的要义是相违背的。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民权意识的彰显及民主能力的提高,他们对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时国家权力还没有从村域退出的迹象,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对村庄实行行政控制。因而,控制的惯性与对自治的期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这也给村庄治理结构转型造成一定的困难。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     

日本战前的权力结构

所谓权力,一般指政治权力,简而言之,是一种社会支配力。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时,政治权力结构也要重新组合。自明治维新始,各种政治势力相继登场,在政治舞台上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在一起,既有对抗,又有融合,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变是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进行的,尽管二者存在相位差,但总体方向是一致的。由于     

青海行政程序立法的地方探索

行政程序法的出现既是宪政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不断膨胀,客观上需要对之加以制约、防止其滥用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国家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向行政主导的转变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变化的反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由于国情的影响,采取了行政程序单行立法和地方立法先行的模式,本文通过对青海行政程序立法特点的分析,提出了青海行政程序立法值得注意的问题,并对青海行政程序立法的思路进行了思考。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问题

经济剥削是秦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能,但不是唯一的经济职能.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经济职能,比如国家维护小农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经济措施,乡官里吏都是具体的执行者.乡里社会自身日益复杂的经济事务,基层吏员也有解决与处理的职责,从而构成了封建国家乡里组织设立的另一重要原因.以此为视角,对我们客观看待封建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不无益处,对我们全面理解乡里基层权力的结构与性质或许有些启示.     

外刊摘要

正俄罗斯《权力》11月3日封面文章中共新使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日前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65年来,执政党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中国的政治变化始于201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上选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习近平全面接过国家最高权力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目前,他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在理念上,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在经济上,推动通过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纲领;在政治上,开展了广泛的反腐败运动。当前,为了克服党内外阻碍改革的力量,习近平决定加强权力的垂直结构。总书记不仅寄希望于忠诚的党员,     

天京事变发生原因--从权力结构角度论证

政权的权力关系是由其权力结构内在地决定的。天京事变的发生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并未掌握最高权力,他手中的权力远低于杨秀清,无法建立起与其领袖地位相符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另一方面,洪秀全以下各王的权力和地位差距悬殊,无法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关系。这些权力结构问题导致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严重的权力矛盾,并最终激化。     

俄罗斯联邦权力结构改革与民族问题

俄罗斯独立后的联邦权力结构改革与民族问题有很强的关联性。俄罗斯独立之初,伴随着地方民族主义的抬头,各民族自治实体与联邦中央展开了权力争夺。叶利钦时期,俄联邦中央试图通过与地方分享权力来化解这种危机;普京执政以后,大力加强联邦垂直权力体系的建设,以求提高联邦的法律效率和整顿社会秩序。文章认为,民族因素是俄联邦权力结构组合和变迁的重要因素;普京对联邦权力结构的改革将减少地方和民族因素的影响,联邦权力体系的运行效率将大大提高。     

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中世纪权力要素剖析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从权力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可以发现,中世纪王权在权力政治发展中的演变历程正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积累过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国家原则对封建原则的消解;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在这两方面作用的互动过程中,王权在国家原则的制约下巩固与发展起来,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决定性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