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29日,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在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85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社会史、科举与教育、科举制的历史评价等诸多科举学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文物是科举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科举博物馆展出的主要基础。刘海峰指出,科举文物主要存在三种形态,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题材好、价值高等特点。从科举文物的角度,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和系统性。张亚群《论科举文化形态》认为,科举文化是…     

30年来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正>科举制度是符合条件的民众通过竞争性考试,获取国家品阶官位、社会荣誉地位的一项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在我国由隋代至清代存在了1300年,在韩国等国家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西方也对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有所影响。20世纪末,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的价值所在,对科举的研究日渐勃兴。正是在此背景下,“科举学”正式被提出了。一、“科举学”的提出与确立(一)“科举学”的提出。1992年,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 ,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进士科举不始于隋文帝时而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炀帝始建进士科时并未予以特别的重视 ,进士科举的重要意义是因后来它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重大而为后人所赋予的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原因再探

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实际上,清廷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并非缘于科举的积弊难返,其预设的基本前提是,"泰西诸国"没有科举制度,而是通过学校培养人才;中国欲通过仿效西方走上富强之路,便必须废除科举以发展学堂。在科举与学堂之争中,二者之所以会被相提并论,是由于科举选拔功能的混淆及学堂教育功能的偏失,由此造成科举与学堂在功能方面的严重重叠和冲突。对于科举与学堂,官方与民间的态度出现分歧,致使清廷最终采取废除科举的方式,转移社会的重心所趋。     

晚明文人参与八股文选编活动原因之探析

晚明时期,大量文人参与到科举参考书的选编活动中来,使得科举参考书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因为科举考试在明后期出现了新的变化,科举应试者对参考书的需求增加;其二是因为晚明生员数量激增,大量生员陷于贫困,不得已选文谋生;其三因为晚明文人结社活动的需要。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桂林古代科举考试的亮点

桂林古代科举考试业绩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亮点,如科举三鼎甲人数多、科举考中进士人数多、科举考试家族兴盛等。而形成科举考试亮点的主要原因有：古代桂林学校教育事业繁荣;     

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

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只是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     

《唐五代科举的世界》评介

<正>《唐五代科举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滢坤教授新推出的又一部深入探究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的著作。全书分上、下编,上编《科举考试制度新论》主要围绕科举考试内容变革和建立公平机制而展开,下编《科举与社会变迁管窥》主要围绕科举对童蒙教育、清望官选举、铨选制度、入幕、婚姻观念以及藩镇割据、党争等政局变化的影响而进行,全书凡30余万言,重点探讨了18个问题。虽然不能反映唐五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全貌,但却抓住了唐五代科举考试中为学界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在科举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鲜     

王渔洋小说中的科举俗信

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王渔洋源远流长的家族科举历史和独特丰富的个人科举经历,使其小说对科举俗信的把握具有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厚度。通过对王渔洋小说中有关科举俗信的信仰内容、神灵谱系、信仰媒介、信仰方式等方面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明清之际科举信仰民俗的发展脉络和时空特点。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话说科举贡院

科举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保存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教育价值的遗迹遗物,是科举教育文化遗产。贡院作为古代科举的考场,是科举文化遗产的宝库,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结晶,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历史和人文血脉。     

明清时期南宁府科举发展论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至清朝沿用了1300多年封建王朝遴选人才的重要制度,对中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广西地区科举自古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在明清时期广西科举进入了一个全盛发展时期,作为广西科举的一部分,南宁府科举也获得较快发展.南宁府科举中式人数虽占广西总数比重不大,但明清时期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与明清时期南宁府的经济发展、文...     

皖籍状元旧事(二)

科举的内容现代以来,科举给人们的印象一直不好,原因之一,就是随着历史的逝去,人们对科举的内容了解得越来越少,及至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八股”。其实科举的内容从隋唐到明清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这里先对科举的内容作个简单的介绍。     

试析清代前期的科举回避制度

科举回避问题以前很少有人系统研究,此论述了清代前期的科举回避制度的演变和相关问题,从地区回避、亲族回避和工作回避三个方面分析了清代科举回避的历史特点,指出它在防止科举舞弊中的作用。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

南宋科举制下宗室考试有四种方法,有官锁应与无官应举是宗室子弟经科举步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径;宗子取应试是针对皇族的一种推恩考试,类似于文、武举特奏名;而宗子量试则属于出官考试,非科举考试。南宋宗室科举是在熙宁二年《宗室法》基础上发展起来,宗子享有别试别取的特权。随着科举取士逐步向宗室权贵阶层倾斜,一定程度上损及平民举子的利益,但这种负面影响不应被过度解读。宗室科举作为宋代宗室平民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大量皇室后裔开始融入社会,步入官僚队伍,推动了宗室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革复杂而曲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之举,延续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诸臣对开馆意见参差,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后终因瞿鸿机、荣庆等中枢要人极力推动而得以实现。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既与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