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司法审查的新领域

美国法院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对政府经济立法采取司法能动主义态度,但在新政期间转向了司法克制主义,从而为新政和战后美国政府加强经济干预开了绿灯.值得我们     

司法民主的意涵与困局

司法民主是中国司法制度秉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民主的意涵可以从认识论上的民主、司法的民主权利、司法民主制度来加以梳理。通过理论的梳理,发现司法民主的理论问题,总结司法民主实践中的问题,寻求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发展,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扬人民司法的重要保障。     

管理主义理论综述

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是行政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对矛盾。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将管理主义发挥到极致,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争。本文从管理主义的概念界定、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以及后管理主义时代的理论选择三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管理主义以及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冲突。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思考

科学发展观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但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这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改革创新,把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最高法院还是最小危险部门吗？

最高法院还是最小危险部门吗？ 在《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一书中,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拉里·克雷默对此作出一个否定的回答。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浅析--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利多元主义主张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文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通过多元化的福利体系,创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近年，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出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因此，目前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本就此问题，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不承认主义"政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首次使用

中国史学界对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的介绍往往是与“史汀生主义”相提并论的,而事实上“不承认主义”并不等于“史汀生主义”,它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了“史汀生主义”的使用范围。更为重要的是,1932年“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华使用“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早在1915年,美国就在对华问题上使用过“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了。     

为胡适辩诬——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阶级分析”的遗忘与回归——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本土化的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中,阶级分析范式作为认识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本土化。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分析是划分“敌我”的指导工具,服务于政治动员目标;改革开放初期,为避免意识形态之争,阶级分析被刻意遗忘;进入21世纪后,为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又通过阶层分析重新回归,受到了韦伯主义思想传统的挑战和改造。新的阶级分析范式中,阶级与阶层之间相互映照、互为补充的理论张力满足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分析需求。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全面统筹好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于全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改革运动缘起新探——以对旧司法人员的政策调整为线索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全方位改造司法机关、探索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部署。司法改革运动的兴起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清理“中层”运动、“三反”运动密切相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推动司法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司法改革运动解决了法院系统因留用旧司法人员导致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残余等问题,坚持和加强了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促进了新中国人民司法体系的发展,为1953年开启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场争论的档案文件（续前）

奥斯藤：我们再来看记录。在最后的指责中,李立三说,在我们的决议中区分了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说。我们不懂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取消派机会主义是一回事。当然,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反对党;当然,两者都反对共产国际,并经常一起行动。但如果把托洛茨基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归为一类,那我们就会犯两个错误,即思想上的错误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对他们,利用一些论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利用另一些论据反对机会主义分子。     

我国司法统计信息的公布及其功能

笔者针对目前我国在司法统计信息公布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在于对司法统计信息公布的功能缺乏理性认识。认为,司法统计信息的公布,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于人民群众了解司法工作,对于学界进行司法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大结构性缺陷,使审前程序丧失了诉讼构造的基本格局,因此,建立我国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势在必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在审前程序中设立一个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机制和刑事赔偿制度。     

法学研究应关注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

当前,在依法治国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我国的法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随着一个特色鲜明的法学家阶层的逐步形成,我国的法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不关注中国国情,不重视司法实践,过分依赖外国法学就是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中国有着自己纷繁复杂的特殊国情,有着自己辉煌灿烂的法文化传统,要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对中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分析、研究、甄别和继承。本文旨在对西方法文明在中国的具体利用和中华法文化的继承作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否到来？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我们的思维。儒家社群主义认为,人格意义和德性来源于社群的历史传统和共同活动,普遍主义的道德观是不成立的。它对个体讲共同价值,对整体社会则保持特殊性。儒家社群主义强调“道不同不相与谋”,主张多元的道德观和文化观。这种儒家社群主义,就     

“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

泛突厥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末期产生的重要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族主义者以凯末尔主义思想作为立国基础,反对泛突厥主义。但是在人员、组织和思想等方面,凯末尔主义仍与泛突厥主义保持了较多联系,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方便,并使土耳其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一定的泛突厥主义特征。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由民族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认清这种联系,有利于加深对凯末尔主义以及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