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略,分析探讨陈独秀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及其变化,可以为梳理五四期间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脉络以及“新青年”阵营分化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本文认为,不宜夸大这场争论的意义,倒是论战高潮过后的压台人物陈独秀的总结性言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与胡适: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正胡适晚年向唐德刚口述自传时,曾深情回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由于唐德刚先生的整理稿增加了一个情绪化的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因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差不多都将他们的争论上升为政治上的根本冲突。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文本,似乎并非如此。     

胡适与实验主义史学新探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西方学理输入中国的主要先驱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者之一.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史学及吏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中西暗合到中西合璧——论胡适实验主义的起源及形成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起源和形成,是从中西暗合到中西合璧的一个成功典范.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程朱理学、清代考据学里本身已具有的"由疑到证"的方法、精神暗合了现代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胡适对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思想、方法的接受和宣传,是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自身的传统观念和知识结构之上的.他用自己头脑中固有的传统观念,即与西方暗合的由"存疑"到"考证"的精神,根据治学、救国的需要来接受和裁剪杜威的实用主义,"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①合璧为"中国化"的实验主义.     

胡适的苏俄感观: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

正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并不表赞同,这是众所周知的。早在1919年,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他与李大钊曾有过一番不小的争论;他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赞同与不赞同的问题。然而,1926年胡适在莫斯科只不过短短停留了3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给友人的信中畅谈自己的新鲜感受,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那么,胡适怎么就去了赤色俄国首都莫斯科呢?这乃鲜为人知之事。     

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时不长,却触及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探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与共和主义范式之争

保罗.拉厄的《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以共和主义为主题探讨了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拉厄力图开辟研究美国革命和建国的新路径,对共和学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提出修正。《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不仅体现了拉厄对共和学派主将波科克的挑战与批判,而且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史研究领域的派别之争以及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变动。他同时受到施特劳斯学派和自由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卷入了施特劳斯学派与共和学派之间,"新洛克派"与共和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但他又不是完全照搬两派的主旨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两派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     

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反映了胡适本人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释读。他在其中的选择与扬弃,也体现了其"研究问题"的取向对"输入学理"的影响。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和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早、经历时间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儒家社会主义”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既有其理想的光辉,又有其空想的色彩。历史证明,惟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理论方为当代中国践行必胜的思想道路。     

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

建国初期党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改造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这场批判运动从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但不容否认的是,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判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才是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公平观,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

20世纪中叶,一个举世耀眼的社会主义耍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个新生儿需要在沐浴后迅速成长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纷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中苏两党、两国间同时期的兄弟关系因此显得牢不可破.但既然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总会相伴而生,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客观地加以评析将成为新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有益借鉴.     

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象--"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

丸山真男的学术研究,在揭示出“日本早期近代化的基础奠定于江户时代”这一重要事实的同时,也超事实超学理地扩张了他的想象,这种想象,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原型论”当中,由于该理论与“日本主义”之间存有内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直接与少数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蔑视论”互为表里,因此,提出并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相信将有助于加强21世纪中日两国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学术、学风与黄宗羲吕留良关系之新解

清初浙东学者黄宗羲与吕留良之间的争执,是清代学术史上一桩有讨论而无定论的学术公案。我们有必要从经学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新的探索。“黄吕”的真正原因,是缘于他们不同的经学理念和争夺经典解释权所致。这种认识具有开拓经学研究新方向的学术史意义。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The smalle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ttlefield: depicting borders on postage stamps – the case of Israel

There are few dozen areas in dispute around the world, where the borders have not been agreed by the involved parties or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dispute over the Israeli border is particularly complex as it not only presents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opposing sides in play but also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within the Israeli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xamines one way in which the State of Israel is trying to define its borders through postage stamps. The argument raised is that Israel issues stamps that deal with disputed territorial are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ology of the ruling party of a certain period, as well as the respective social consensus surrounding a particular area. Our findings support this argument and find three meta‐message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amps,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land of Israel, unified Jerusalem, and the Christian connection to Jerusa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