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

本文认为嘉庆十年出使中国的戈洛夫金使团,是清代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动.此次出使反映了19世纪初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新诉求、对两国争议土地划界的态度以及清廷对两国关系的认识等问题.     

明末清初俄使出访中国初探

俄中交往始于１６１８年的佩特林使团访华。本文考察俄国人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考证使团的人数、路线、行期,评说《见闻记》的内容、特色和价值,分析俄中交往暂辍的原因,研讨佩特林访华的余波和影响,以及有关的问题。     

十七、十八世纪中俄外交礼仪之争

中俄邦交在中西交往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十七、十八世纪双方在外交礼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误会,这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有进行探讨的必要。中俄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始于明末。在１７、１８世纪俄国接连派使节到我国蒙古地区,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的案卷中保存了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初派到蒙古去的使节的出使报告２３份。~①其中１６３４—１６５５年期间,俄国与蒙古的使节来往十分密切,一方派出使节后,必定由对方另派新的使节随同他们回去。俄国使团出使的目的总的说来只有一个…     

夜阑卧听风吹雨——中国园林之西风东渐

1794年,当马嘎尔尼使团未能完成外交和商业目的离开大清的土地时,使团的另一个任务——了解“真实”的中国（包括土地、人民和自然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随着使团成员的日记、著作、绘画的陆续面世,西方世界的人们以往对中国那些浪漫的想象逐渐被破除。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帖木儿帝国使者所见天球考

正回历822年祖勒合答月6日(1419年11月24日),一个由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派向明朝的庞大使团离开都城哈烈。在这个使团中,盖耶速丁作为沙哈鲁之子贝孙忽儿的代表参加出使,他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出使的见闻,这就是中西交通史名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1))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盖耶速丁记述甘州城内一座塔形建筑令他印象深刻。这种建筑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波斯文原本中作■■■,~((2))玉尔     

明朝册封使团从客胡靖与《琉球记》

胡靖所著《琉球记》与杜三策所撰《使琉球疏》都对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二十三日明朝册封使团出使琉球做了记录,二著皆未依照陈侃所创的“使录体”成书。考察对照这两部文献,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这次册封过程。     

彼得使团与岩仓使团西方之行的比较

俄国彼得使团的西欧之行(1697—1698年)与日本岩仓使团的欧美之行(1871—1873年),虽然彼此相隔一百七十四年,但如果将其放在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内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可供比较之处甚多。     

康熙年间清向土尔扈特的遣使——以所谓秘密使命说的再研讨为主

康熙年间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的主要目的是否在于商谈清政府与阿玉奇建立反对策妄阿拉布坦的联盟和劝诱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迄今悬而未决。本文主要利用满文档案,从清与准噶尔和策妄阿拉布坦的关系、清向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遣使的情由和俄国对清使节团的认识等方面,说明图理琛使节团肩负上述秘密使命的可能性极小,文对进一步研究清与准噶尔、土尔扈特的关系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失败的使团与失败的外交——嘉庆十年中俄交涉述论

从17世纪末开始,俄国实施欧化改革,实行重商,鼓励航海,国势渐盛。而古老的中华帝国仍然重农抑商,禁止航海,国势趋衰。到18、19世纪之交,俄国不但开始称霸欧洲,且开始关注远东。嘉庆十年,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贸易、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特派遣庞大的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然而,由于中俄文化背景有异、双方互知甚少,从一开始中俄双方就在诸如礼仪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俄国使团访华半途而废。不过,事后中俄双方基于国际国内的局势,相互克制,没有扩大事态,努力维持了外交和局。通过这次外交事件,俄国基本形成了整个19世纪的对华政策,并逐渐获得对华外交优势,而清朝则慢慢丧失了对俄外交的优势,为19世纪中叶丧权失地的外交悲剧埋下了伏笔。在这次外交事件中,俄国失败的只是一个使团,而中国失败的则是整个外交。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     

＂闽人不谙海道＂之说辨析

中琉友好交往五百余年,每逢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均应其所请,派出使团远渡重洋,予以册封。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吏科左给事中陈侃和行人司行人高澄被分别任命为册封正、副使,出使琉球。归来后,陈侃于福建长春堂写成《使琉球录》。     

鉴真文物,从云山海涛处“归来”

公元753年11月15日,一艘日本遣唐使船在海上历尽艰辛后,终于完成出使任务,回到日本,在鹿儿岛秋目浦登陆。使团上岸的人群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僧人,被人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在一片簇拥中踏上日本国土。他就是唐朝高僧鉴真。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考述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即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200年间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和学者为服务于满语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而编写的辞典、读本和语法书等文献,此前并未被列入海外满文文献的研究范畴内。俄国满语语言文献最初见于18世纪,以服务东正教使团成员德曼与学习活动为目的,主要为手稿。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相继开设满语课程,并为此出版了近十部辞典、读本和语法书。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多取材于中国清代的满文文献,体现了俄国学者以欧洲语言观念建构满语语法体系的过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满语教学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和古罗马史学的比较研究

<正>中俄之间与史学相关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18世纪,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年在位)率领庞大的巡欧使团前往欧洲,历时一年,学习其工业、军事、造船、科学和文化成就,由此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和东方的珍奇物品传回俄国。彼得一世创办的珍宝馆、俄国贵族手中相继拥有的中国书     

早期俄国来华使团人员构成考察

161 8年 ,俄国佩特林使团来华 ,拉开了早期中俄关系的序幕。到鸦片战争之前 ,由俄国外务衙门正式派遣到中国来的外交使团共有八个。本文拟对这八个使团人员构成的情况做一考察。巴伊科夫使团 ( 165 3— 165 7)使臣 :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使团其他成员 :托博尔斯克城鞑靼人头领彼得·亚雷日金 ,布哈拉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巴巴托夫 ,图林斯克商人奥尔丘什卡·达尼洛夫 ,托博尔斯克火枪兵五十人长伊瓦什卡·尤菲米耶夫·乌斯丘扎宁 ,军役人员米季卡·曼诺沃 ,伊瓦什卡·马梅金 ,格里什卡·普罗克申 ,格里什卡·伊林。巴伊科夫是…     

俄国在耶路撒冷财产的起源、变迁及影响

俄国于公元11世纪遣使进入圣地耶路撒冷,1847年向耶路撒冷派驻宗教使团,此后不断强化在该地的宗教存在,购置地产,建设房产,建立起东正教徒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基地。俄国虽然以宗教形式进入中东,但其真实的目的和意图都是政治性的,反映出其称霸世界的野心。俄国在耶路撒冷的宗教存在和财产存在是其未来插手中东事务的一个政治支点。它这种以宗教为先导、扩大区域政治影响力的方式,值得充分注意。     

苏联与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世纪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两国存在共同的边界所具有的意义密切相关。1917年以前,俄国已经为研究邻国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宗教使团的代表和俄罗斯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研究中国历史。受20世纪20～40年代苏维埃俄国援助中国革命力量的影响,人们对新中国及其历史的兴趣不断增长。 可以把苏联和俄罗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过程分成几个阶段。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

曾纪泽(1839—1890)是中国近代早期著名外交活动家。他自1878年(清光绪四年)8月奉旨派充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1880年2月又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10月始离任返国,连续担任驻外使节长达八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穿梭般来往于英、法、俄三国,主持使馆的日常工作外,主要是做了三件大事:其一     

曾纪泽使俄谈判与李鸿章使日谈判之比较研究

1880年,曾纪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1895年,李鸿章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日本,就结束中日战争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对于这两次谈判签约活动,史学界一般作这样评价:曾纪泽与沙俄谈判,“力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作出了贡献的”,这在“清     

历史上俄国与伊朗哥萨克旅兴衰四十载(1879-1921)

伊朗卡扎尔王朝素有军事改革传统,但直到1879年,俄国军事使团赴伊之前的军事改革都收效甚微。俄国人建立起的伊朗哥萨克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朗政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旅团实质上是沙俄加强其在伊朗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十月革命后,白俄军官控制旅团,并以伊朗为对抗苏俄的前沿阵地。但1920年秋,旅团转而由英国人控制,并于1921年底被整合进新建的国民军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