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缺德＂》风波中的人与事

197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我在保定市图书馆翻阅文学期刊。当时我在保定师范学校读书进修,受刚刚开闸的文学大潮的影响,兴冲冲跻身“文学青年”之列,几番耕耘,也有三两篇作品发表。由于中华大地从冰雪严寒的十年浩劫中苏醒不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悲哀、愤懑、怨恨、憎恶之情借助着文学的力量喷发出来。我在1974年曾和两位知青好友以“王亚卓”名义,给反“师道尊严”的造反小将黄帅写批评信,被当作反面教材公布全国,遭到过沉重打击残酷迫害,     

“江郎”为何“才尽”

南北朝时,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梁时代负有盛名的作家江淹离开宣城太守的职务后,回家途中,夜宿冶亭,梦见一个美男子自称郭璞,对江淹说：“我有一枝五色笔,在你这儿很多年了,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就从怀里拿出五色笔还给了他。     

画坛“怪人”张守义

“不要脸”张守义,何许人也?张中行为张守义近著《装帧的话与画》写的序言中描述说:“张守义先生是文学艺术界的名人,因装帧、插图有特殊成就而出名”,“但他所画的封面和插图上的人物不画脸,总是黑糊糊的一片”。个别外行还说:“搞封面的是不是不会画画,你看张守义的画,不敢画脸。”因此,有人跟他开玩笑,叫他“不要脸画家”,他有时也以此“雅号”自嘲。这个“典故”,我是1999年参加全国第四届书籍装帧评奖会评委会时才知道的。我与张守义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来四川人民出版社访问时认识的,以后就经常在一起开会,交往也就较频繁了。他的装…     

钱谷融“以德报怨”善待戴厚英

<正>钱谷融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卓著。2013年10月11日,我再次来到上海华师大二村看望钱先生。对于钱先生,绕不过那篇《论“文学是人学”》,以及两年后写的《〈雷雨〉人物谈》。而这两篇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作,当年发表后均遭批判。特别是第二篇文章,不仅批判逐步升级,而且上纲上线。更没想到的是,他的学生戴厚英这时也向他“开炮”。关于这事我进巨鹿路675号工作后就有耳闻。那天我俩又聊到这个话题。于是,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汤奇学桐城派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派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流派。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在文和道之间,他们更重视道,“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其所谓道,是孔、孟、程、朱之道,桐城派要以...     

“落草”小议

满族称生孩子为“落草”。这种习俗带有浓郁的狩猎民族古朴、粗犷的遗风。在反映满族社会生活的满族作家作品中也有所描写。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装束时曾写道:“颈上挂着长锁、记名符,另外有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老舍先生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在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能照常伺侯大姑了,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姑母便对我不满意。”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论阿Q的“革命”

我们评论一个文学典型,应该从作品本身提供的材料出发,而不应该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科学,它的任务一个是“求真”,一个是“求是”,而“求真”又是“求是”的基础。历来对阿Q的评论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忽略了“求真”的工作。尤其是在阿Q的“革命”这个问题上,很多同志硬把许多阿Q根本没有的品质塞给阿Q,造成了对阿Q这一文学典型的错误认识。我在这里只想做点“求真”的工作。关于阿Q的“革命”,鲁迅先生说过: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     

郜锦强和他的“郭体书法”

2007年中秋时节,我应母校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的邀请,前去为巾文系的学生作题为《人在他乡的文学情怀》的演讲。在母校见到有着“安徽郭体（郭沫若书体）书法第一人”之誉的郜锦强先生时,他一下送给我好几本近年出版的书法著作：《郜锦强书法作品选》、《书法创作指要》、《行书创作概要》、《梅花颂——郜锦强书咏梅诗词名句选》,真令我叹为观止,颇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     

学术翻译中的“信达雅”

严复在《译例言》中表述过“信达雅”在翻译的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学术界对“信达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且随着翻译文体以及目的的不同,“信达雅”在各类文章中所体现也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学术翻译无疑与文学翻译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信达雅”在学术翻译中依然有所体现并对学术翻译起到了指导作用。     

胡适为何“自愿担任驻日大使”

正1938年8月25日,胡适给韦莲司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我曾自愿担任驻日大使。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个“独立的人”,我认真的话,却被视为玩笑!或许也有人不要我做这件事。这个信息十分令人意外。这有违胡适一贯不加入政府,不“介入实际政治”的立场。国民政府高层、甚至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屡次要他“出山”,都遭婉拒。抗战中出使美国,他也百不情愿,一再表示是“逼上     

“个股意识”的感动

6月2日早晨还没起床,就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说有一篇叫《十三亿分之一股东》的博文,“令人感动”。发短信的朋友常为《人民日报》写文章,对舆情有独到的把握,“令人感动”的用词也令我感动。而“股东”一事,也是我的疑难问题,我觉得我有时还需要警惕自己产生股东“错觉”,避免在文章中给人以“僭越”嫌疑,但“打工心态”似乎也拿不上公共台面,好生纠结。     

“大唐”巡礼

南京十三中大唐文学社,原名为“春蕾”,曾改称“鸡鸣”、“玄武”,现为“大唐”,社刊《石山钟》已编辑13期；校报《十三中》已编辑80期。社内涌现出多名国家、省市级竞赛金奖获得者。连续三年有高考作文满分获得者(吴婧、蒋昕捷、姜寥晨),全国“十佳文学少年”刘冬阳已出版长篇小说五部,学生作品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俄罗斯“白银时代”概念述论

“白银时代”作为专业术语,指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首指文学）,但在概念的理解上却产生过巨大的分歧,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走向统一：始于1890年,终于20世纪20年代初。而且,“白银时代”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和文化在质量上的下降和衰落,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是俄罗斯文学、哲学、戏剧、绘画、建筑等艺术和文化继续全面繁荣和发展的新阶段,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因此,“白银时代”概念的外延也随之不断扩大,相继经历了诗歌、文学、艺术和文化的“白银时代”几个阶段。     

我在“巴乡”辞巴老

“巴乡”即巴金先生的故乡,亦即巴山蜀水的四川成都。巴老有灵,引我此行。2005年10月中旬,我来到了巴老的故乡,有幸与其乡亲和李氏家族(巴金原名李尧棠)的亲人们,一起悼念和追思这位文学巨匠。我一到成都,就在市区地图上寻找巴老老家或纪念馆在哪里,可惜怎么也找不着,向人打听后,说就在百花潭公园内的“慧园”。恰在10月17日这天,我赶去了。那是一处中式民居庭院,里面正陈列着《世纪巴金展》和巴老的许多珍贵文物,特别是他一生的大量著作,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和手迹等等,使我重温了这位世纪老人光辉而辛劳的历程。正当我为此行大有收获而兴…     

小说“办实事”

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丰富而丰富。 但有时候也出现一些奇特现象。 “今年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这是成绩。“明年继续努力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决心…… 在我的印象中,旧中国没有“实事”这个词（只说语言）,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实事”的对立面是“虚事”、“假事”、只说不做或虚言惑众的大话。 从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或者纯洁祖国语言角度来说,我建议最好不用这个词。 亩产水稻几万斤,全省多少万人参加公共食堂,几年内建设十来个大庆,几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有一般鉴别能力…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我经历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有所谓“假老虎”,就是在逼供之下承认的虚假之辞,如承认贪污多少多少,但是后来一一查清,都无其事,立时平反。我便以为反右也是这样,当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后总得一一查清,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也能平反。岂知完全两样,右派冤案要直到20年后才得到平反纠正呢。这冤案拖得太长了。“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何济翔     

校园“全面发展”之星

我叫单尽美,现就读于沈阳市第二中学。我热爱文学,喜欢用文字去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感情。在全国万校中小学生新作文大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这也激起了我对文学的热情、并希望在以后的生活     

“80后”文学现象解读

围绕着“80后”文学,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一,认为“80后”文学是在现代传媒文化的包装下迅速兴起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产品,并不具有所谓文学的价值;其二,认为“80后”文学正是应和时代变迁的文学,向它们要求经典文学的深度和意义并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