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一)

聂元梓有过不少对记者访问的谈话,如《前哨》登载钟淙写的《北大灾星聂元梓的晚年》,涂光群写的《我认识的聂元梓》及《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还有《当年风光换来晚景凄凉》的采访报道等。比较系统的“自述”我们看到的有两个：一是1980年12月聂元梓写的《总结》,一是2003年的部分回忆章节和2005年1月在海外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一夜英雄”聂元梓

“一夜英雄”聂元梓［北京］金汕文化大革命对某些人的巨大诱惑,是一夜之间可以使一个普通人甚至无赖变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文革＂初期因一张大字报震惊中外并得到老人家首肯的聂元梓,当时无疑曾被好些跃跃欲试者奉为＂楷模＂。聂元梓的崛起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如果不...     

与周培源先生过从二三事

正同室相处"文革"中,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目睹政治暴发户聂元梓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在北大按照"反聂即反动"的逻辑,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大批干部和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暴政,出于正义感和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周先生公开贴出一张万言大字报,忠言谠论,无所偏颇,对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触怒了聂元梓,从此对周先生视若寇仇。1967年,围绕聂元梓的是非争论持续发酵,北大形成了保聂与批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3;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183;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

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宋硕、陆平、彭珮云。康生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化地指出:国民党“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到失败,前后经历了4次大分裂:第一次是冯自由、马素、谢英伯等老国民党员,他们根本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实行国共合作,因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这些人被称之为“极右派”。第二次是以邹鲁、谢持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     

牛可耕田——毛泽东关心过的北大学生牛辉林

正牛辉林,1946年3月出生于河南辉县,祖籍山西壶关县,其父为革命军人。1949年全国解放后,牛辉林随父母进北京,在北京军区育英学校上学,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文化大革命"时期,牛辉林对当时北大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嚣张跋扈、倒行逆施的行为不满,参加了抵制和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并短期当过这个组织的一把手。聂元梓和校"文革"组织把反对自己的群众组织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二）

聂元梓是“坚决保卫周总理”还是耍两面派手法颠倒是非 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一伙,干了一系列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勾当,但她在《回忆录》中却说“拥护周总理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把自己打扮成“坚决拥护周恩来”、“保卫周恩来”的“英雄”。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摆一些事实来看吧。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1994年台北市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了李志绥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其中有四页写的是,清华学生打死打伤工宣队员后,毛泽东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五个半小时。还特别写到我向毛泽东主席请教的情况。     

我在“文革”中经历的几件事

正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当年6月初,随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被《人民日报》登载,我所在的兴隆中学也同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一样,开始"停课闹革命"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担任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的父亲王殿义曾打算让我暂时不去上学,在家呆些天等复课时再去。但我却告诉父亲说:"爸,这可不行。因     

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文革荒唐岁月中,在各派纷演闹剧的同时,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斗争也在北大轰响。北大副校长、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周培源被深卷其中,并成为与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造反派斗争的一面旗帜。最终造孽者被带上历史的批判台,历史潮流重归正常。     

我向邓小平写信求助——一个造反派的“文革”杂记

人们有可能想到,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以后,会有一批“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老学者向邓小平递交申诉求助信,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恢复工作,但恐怕不会有人能想到我这位北京大学的支持聂元梓的“造反派”也向邓小平递交申诉信求助,问题同样很快得到解决,恢复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一、1968年北京高校发生武斗共产党搞群众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这是共产党的惯例,也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惯例。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后,高校的群众首先发动起来。刘少奇、邓小平按照惯例派了工作组,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吴德谈九届二中全会和林彪事件

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签发六号简报 揭批陈伯达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