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遗迹与精神动员：作为战时日本集体记忆的南京光华门

近代以来,战争遗迹成为日本进行精神动员,建构和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作为日军进入南京的第一座城门,光华门的战争遗迹很快就被占领者形塑为著名战迹。伴随着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光华门战迹开始进入日本国民的视野。不过,即使在日本战败之前,关于光华门战迹的记忆内涵与表象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样态。通过对光华门战迹及其记忆实践的历史考察,可以更为细致地理解战迹与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之建构的关联与互动。     

集体记忆的未来

语言的起源遥不可考，而文字的历史则要晚得多。前者伴随了人类的大部分历程，依常理推测，长度应以数万年计；而后者的出现不过是六千年前的事。     

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

刘文彩（1887—1949）,四川成都大邑人。曾几何时,在中国,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都流传着刘文彩这个名字;在语文课本、小人书、忆苦思甜图片展及电影电视中,刘文彩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喝人血、吃人奶以强筋壮骨的种种暴行让人领略了旧社会的暗无天日。     

镌刻集体记忆的老茶馆

这张照片是一位名叫cecilBeaton的英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拍摄的。摄影师选取了老成都市内的一家普通茶馆作为摄制背景,把茶馆内的民生世相巧妙地浓缩在方寸之间,仿佛昨日。     

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综述

集体记忆植根于人、空间(地方、景观)、时间,是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与手段。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内容、方法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框架。研究立足于集体记忆主体、载体和机制三方面,以空间、地方、景观、仪式、旅游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现象背后的政治性、竞争-协商性以及利益主体,个案研究为主,案例类型较为丰富,方法上定性为主,鲜有定量研究及相关模型构建。相比国外研究热潮与成果,国内研究仍处于萌芽起步与概念引入阶段,未来可拓展集体记忆载体形式的研究,深化集体记忆机制即人地关系层面,加强实证与量化方法应用。     

犹太集体记忆视域下的巴尔·科赫巴书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巴尔.科赫巴书信,不仅是了解作为犹太史分水岭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唯一翔实的一手资料,而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份由一个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领袖留下的文书。书信中起义领袖的姓名表明后世普遍认为这次起义具有弥赛亚性质,犹太神学传统对弥赛亚学说的构建正是在起义后出现了重大变化。书信中所使用的语言表明,希伯来语在当时绝不仅仅限于宗教仪式,而使用希腊文在犹太巴勒斯坦也未必由社会等级决定。犹太传统对巴尔.科赫巴的历史记忆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视他为典型的假弥赛亚或力大无穷的战士。这说明记住巴尔.科赫巴的意义并不来自过去,而是源于当下。     

集体记忆视域下的绍兴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开发对策

集体记忆是有着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乡愁情感,是传统村落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本文以绍兴市五批共2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各村落的集体记忆及其保护和利用现状进行调查梳理,提出乡村规划和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对助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记忆文化的全球化？——记忆政治的视觉偶像、原教旨主义策略及宗教象征

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记忆政治在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一种重要手段。集体记忆现在愈发随变动的全球情境而变化。新形式的记忆政治具有“跨国”形象和“超国家”方式,呈现出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已在全球蔓延,无论欧洲、亚洲或美洲。它们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如互联网,传达着新的信息——往往是族群的和原教旨主义的。     

集体记忆与大运河原生性景观的认知与描述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大运河景观能否延续其原生性的特征,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评价主体的选择是难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需要借助于集体记忆理论,以大运河集体记忆认知大运河原生性景观,将关注焦点从"物"转换为"人",将评价主体从公权力主体转移至大运河的记忆主体.集体记忆对于大...     

我们会记住：唤醒我们集体的记忆

要围绕着“我们会记住”这个题目进行写作,审题到位固然是关键,然而选材尤其重要。为什么是“我们会记住”？说明主体具有一定的共性即集体性,而非个人所为。这个范围可以定为一个小组、一个班级、一个家庭,甚至可以大到一个民族。     

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在探讨地方、地方传奇、集体记忆、国家认同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学者从地理学视角对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用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等方法,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地方传奇与游客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及地方传奇唤起了游客的集体记忆,增强了爱国情感。而这种爱国情感正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研究尝试把地方传奇(placemyth)作为概念引入记忆地理研究领域,作为对该领域"传奇"(myth)这一概念的拓展,以期对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记忆是当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记忆是与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空间是承载记忆的容器。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史家从时间的角度对记忆进行了大量研究。21世纪以来,关于记忆的研究也日益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关注的领域。本文是对国外(主要是欧美)人文地理学者关于记忆研究的文献回顾,文章首先对记忆的相关概念进行阐释,然后从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角度探讨了国外记忆地理的研究进展,探讨了国外人文地理学者关于记忆的研究内容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总体来看,地理学的记忆研究还未形成固定的范式,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控拜苗寨 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与保护

苗族是远古时代“九黎”、“三苗”的后裔,经过几千年征战与迁徙,从黄河、长江下游辗转到西南地区定居下来,以贵州境内分布最为集中。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苗族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以黔东南苗族村寨文化最具代表性。     

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以武汉市郊区李庄元宵节习俗为个案的分析

在城市化语境下,节日习俗活动对村庄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通过以李庄元宵节为个案的考察,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两个维度对节庆习俗的功能进行分析,发现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在习俗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再生产,同时两者再生产的过程也折射出村民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行动逻辑和对村庄本体性价值的诉求。所以,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变迁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单纯受社会转型影响,也取决于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对村庄功能和意义的建构。     

画儿为什么这样红——集体记忆的表述者

宣传画是什么？ 顾名思义,它首先是画,其次应当具有宣传功能。 仅此而已？ 当然不是。 暑期,我专程拜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曹庆晖时,对我的问题,他如是答道。     

基于集体记忆的震后北川老县城空间重构

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为案例地,以地震受灾群体老县城居民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挖掘灾后遗址唤起居民的集体记忆和空间,通过认知地图和GIS空间分析对比遗址官方记忆空间、居民集体认知-情感空间、行为空间的差异,揭示现实空间与居民集体记忆空间互动影响机制。灾后日常记忆、灾难记忆夹杂在一起,产生怀旧、创伤等情感,构成居民复杂的集体记忆。尽管具体空间引发的情感以负面为主,但居民对老县城整体还是充满了积极的地方依恋和认同。     

远未完成的探索与创造——关于贵阳工业的集体记忆

工业,在贵阳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贵阳市政协经过大量搜集、整理,即将编辑出版《穿越——贵阳工业历程亲历、亲见、亲闻》一书,通过此书将再现当年贵阳人在各种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致力于工业发展建设的无数辉煌场景。本刊将从《穿越》一书中,每期摘选1-2篇文章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年的一种集体记忆

正三线企业,作为贵州工业建设从历史到现在再到未来不可剥离的一份子,从藏在深山到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文化现象。一个三线子弟撷取片段,对集体过年的白描式记录,不仅有时代背景下十分个人的回忆,折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有属于群体的集体记忆,反映个体与群体、群体与外部的息息相关。跨越了世纪的过年,离家的父辈们从回家到守家,再到子孙们的回家,循环往复的不止是岁月流转,更有传统年文化里生生不息的根脉。     

“集体记忆”中的平民色彩

十余年前,读到《纵横》2002年第7期刘志军先生的《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同情缘》一文,眼光为之一亮。文章虽短,却颇有意义。因为,要让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进入“历史”的确不易。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进入“文献”就没有进入“历史”,或者说,“历史”是曰“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