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水宁寺摩崖造像

水宁寺摩崖造像,在四川省巴中县东部清江乡。这些摩崖造像,史书无有记载,县志也未见叙述。虽说造像规模较小,窟龛不多,但保存的异常完好,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现存列龛9个,大小造像一百二十二尊。     

华夏祖庙——娲皇宫

位于河北涉县唐王山的娲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奉祀女娲氏的古代建筑群,它不仅有珍贵的佛教遗存北齐石窟和摩崖刻经,还有巧夺天工的依崖吊庙型建筑娲皇阁。本文对娲皇宫的历史沿革、主要建筑、北齐石窟及摩崖刻经等分别做了介绍。     

绵阳市摩崖造像艺术赏析

绵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为四川北部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绵阳一直是川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存,至今它们仍璀璨夺目,光焰照人,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摩崖造像便是这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绵阳市现存摩崖造像以唐代居多。唐代是我国古代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都达到空前全盛的时期,摩崖造像艺术当然亦不例外。     

剑阁县的道教摩崖造像

剑阁县的道教摩崖造像蔡运生四川省剑阁县境内现存的道教摩崖石刻造像很多,有的在省内较有名气,在全国也有影响,有的却鲜为人知,现将剑阁道教造像概要介绍于后。剑阁鹤鸣山道教摩崖造像。在城东鹤鸣山顶,有道教造像２３龛共８８尊。自塔东起第１龛是长生大帝龛,长生...     

山西盂县上文村摩崖造像

上文村摩崖造像位于山西省盂县上文村南2.5公里的石佛山近山顶处。现存唐高宗时期摩崖造像13组24龛,以及题记十品。造像以单体佛造像为主。应当属于净土宗信仰的遗迹。该摩崖造像虽规模不大,但题记较多,特别是有明确纪年,非常珍贵,对唐代早期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安泽北齐上寨摩崖造像

目前山西省现存摩崖造像67处。其中21处为北齐,仅11处存有确切的纪年题记。上寨摩崖石刻造像是这11处中最早的一处北齐摩崖造像,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是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是艺术构思和雕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表现。对研究中国美术史、佛教史、古代西服服饰史均有较高的价值。     

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五)

正刘平国摩崖刻石刘平国摩崖刻石,原题汉永寿四年(158年),此时汉桓帝已改元为延熹元年(158年),由于刻石地处偏远,仍沿用永寿年号。该摩崖刻石别名很多,诸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摩崖(《善本碑帖录》)、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校碑随笔》),一般简称为刘平国碑、刘平国颂、刘平国刻石、刘平国摩崖等等。由于各家对碑文理解不同,释文各异,故     

石门汉魏摩崖石刻的保护

石门汉魏摩崖是位於汉中褒谷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褒斜道是由关中郿县到汉中褒城的一条古栈道,全长四百七十余华里。褒斜道南出褒谷穿行於一段隧道之中,这条隧道开凿於东汉永平年间,距今己一千九百余年,史称“石门”。在石门内外有东汉到明清各代的摩崖石刻百余种,尤以汉魏摩崖著称於世,世称“石门十三品”即指此而言。这批摩崖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国宝四川

安岳石刻卧佛位于资阳市安岳县八庙乡卧佛沟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唐代卧佛．卧佛上方的释迦说法图造像主次鲜明,栩栩如生。四川境内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众多．内容题材独具本地特色．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隋-唐碑刻研究(下篇)

7、交通刻石和有关自然科学刻石。交通刻石在汉魏时期较为发达．至唐代出现低谷。现存唐代交通碑刻只有一处较为名,这就是《唐袁滋出使南诏摩崖题名跋》。南诏是我国西南方一支比较强悍的少数民族。三国时蜀国曾与南诏发生纠葛。蜀国占优。但     

关于淮北新出土石祠画像石的认识

通过对新出土的4块画像石形状、内容及雕刻技法的分析,认为它们应是东汉石祠画像石。并根据其形状、尺寸将它复原成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建筑,填补了淮北市汉画像石祠的空白,并为认识同类画像石找到了实物依据。     

《姚孝经砖文》性质简说

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的《姚孝经砖文》所记为冢地买卖之事, 当归入买地券类。但学界未能审查,而以其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东汉墓志”, 以至以讹传讹, 误人视听。本文则对《姚孝经砖文》的内容重新进行简释,并对学界的误说予以订正。     

四川早期崖墓及相关问题探讨

东汉时期前后,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流行崖墓这一独特的墓葬形式,本文仍沿用"四川崖墓"这一传统概念统称分布于四川、重庆及相邻地区的崖墓[1]。与同时期的砖石墓相比,四川崖墓的形制更加复杂多样。目前,学术界对四川崖墓的形制演变还缺乏足够认识[2],对四川崖墓的分区研究也尚     

广州出土南朝龚韬买地券考

龚韬买地券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的南朝买地券材料。买地券内容包含强烈的冥府观念和道教信仰,并折射出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为研究南朝时期道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清代博爱李自奇卖地契李仲买地契的史料价值

李自奇是李牟的父亲。李仲号大亮,是李岩的二哥。康熙元年李自奇卖地契,十二年李仲买地契,与康熙五十五年《李氏家谱》中有关记述可相互佐证,既为研究清初豫北土地买卖提供了具体资料,也为研究明末李自成军中的李牟、李大亮提供了佐证资料。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海南出土宋代买地券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海南宋代墓葬中出土几方买地券,出土情况及特点、年代及涉及的地名,买地券所反映的民间风俗信仰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考证,尽可能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史料价值.     

成都市新津县大云山东汉崖墓的清理

200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新津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了新津县大云山崖墓群中的一座东汉崖墓。该墓为长方形平顶单室墓,共有9个侧室,残存16具陶棺,出土了少量陶器、青铜器、铁器和石器。该墓是迄今为止四川崖墓中发现的葬具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墓葬。     

中国古代石雕论——石兽、石人与石佛

In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large-scale, three-dimensional stone sculpture appeared. Stone animals and stone human figures were erected in front of tombs and on their approach routes. Chinese art, which had long loathed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body, began to turn towards the human body. However, these stone human figures were cloaked in thick garments, and their express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eneralized surface treatm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5^th century,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met an unprecedented foreign influence in its encounter with Buddhist art, and there was a rapid development of human figural sculpture via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he Tang dynasty, a Chinese style of Buddhist sculpture, fitted with both bodily expression and decorative qualities, matur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erection of stone sculptures and steles spread in the general classes and in regional areas, given the undercurrent of China＇ s native preference for, and reverence of, jade.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developed amidst a repetition of being greatly swayed by the ＂foreign＂ and held back by the ＇traditiona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it was always foreign cultures that brought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birth of new changes.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