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地方化：近代闽南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

近代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深受海外移民的制约和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外移民在推进侨乡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了原有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本文通过考察闽南华侨的跨国生存状态、侨乡社会权势的转移及侨乡社会文化的传承,探讨近代闽南侨乡的国际化与地方化进程。所谓国际化,是指闽南侨乡的社会经济中心不断外移,海外华侨成为闽南侨乡的地方精英,海外世界与闽南侨乡的联系日益密切。所谓地方化,是指闽南侨乡的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侨乡建设与地方公共事务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本地社会文化传统得到了更新和延续。深入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传统的发展前景,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联系探究(1840-1945)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区域,华侨与侨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状况。基于普通华侨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旅日闽侨与侨乡的多元联系及其演变形态,认为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华侨,与侨乡社会保持了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逐渐成为侨乡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拓展了侨乡社会的外部发展空间,倡导今后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探寻其联系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以期拓展日本华侨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深化对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认识。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本文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研究实例,提出并梳理"侨乡社会资本"命题的理论意义,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跨国链接增殖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殖.     

“流动”视角下侨乡青年社会区隔研究——以浙江青田幸村为例

论文从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侨乡邻里、家庭、个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观民族志入手,考察“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以流动为主要特征,侨乡社会建构了三重社会区隔标识——能否实现“跨国移民”、是否具备“跨国流动能力”以及能否持有“欧元”。侨乡青年及其所在家庭在这三重区隔标识的审视下,一些被贴上“上进”、“成功”的标签,一些却逐渐在侨乡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向失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社会区隔显而易见。     

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

论文从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的形成、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下的社会调适等方面,对战后四邑侨乡社会重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的婚姻挤压是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时期的兵燹、饥荒、瘟疫疾病、侨汇中断与国际移民网络丧失等一系列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侨乡社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动;战后时期,美、加等国移民新政扫除了侨乡社会向海外华人社会跨国婚姻自由迁移的政策障碍;中外交通的恢复、国际移民网络的重建、巨量侨汇的涌入与华侨残破家庭的重建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面对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四邑侨乡社会在普通民众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理性选择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衍生出一系列应对婚姻挤压效应的社会机制。     

粤闽侨乡的经济变迁——来自海外社会资源的影响

作为侨乡独具特色的社会资源,海外华侨华人长期以来是侨乡社会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变量,使粤闽侨乡社会呈现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演进历程。１９４９年后３０年的封闭过程中,这一重要资源的缺乏使侨乡出现制度性断层,直到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源自海外的社会资源重新加以弥...     

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1978-2008

回顾了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综合性论述、侨乡经济、侨乡社会、侨乡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广东侨乡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就理论视角、研究领域和观点三个方面分析了广东侨乡三十年的研究趋向,并认为,广东侨乡研究的水平还有待提高,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还有待拓展。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有全球化的学术视野,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领域上,亟需拓宽,不仅要关注物质景观或经济现象,更要关注侨乡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民众的价值观念;在实证研究上,要通过各种途径多方收集资料。     

蓦然回首话樟林：早期广东侨乡研究的一点回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侨乡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广东作为侨乡大省,在中国较早开展了侨乡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有两项重要的侨乡研究活动：一是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组织的台山新宁铁路与侨乡社会研究,二是暨南大学历史系组织的潮州樟林古港历史调查。     

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有关温州侨乡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少数研究认为,温州侨乡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不断地涌向海外,是因为那里存在着"炫耀消费"和"相对失落感".本文从社会网络依赖和行动选择两个层面来解释温州侨乡现象,认为温州侨乡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社会网络对行动路径的影响造成的,而炫耀性消费和相对失落感仅仅是表象.     

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患与华侨护乡

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四邑侨乡地区的匪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外华侨参与四邑侨乡治匪的方式和举措;分析阐述了匪患期间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从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的个案来看,侨乡与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侨的积极参与在治匪护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的作用时,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地位,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中国乃至四邑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输入与输出：广东侨乡文化特征散论——以五邑与潮汕侨乡建筑文化为中心

侨乡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侨乡文化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无论在哪个侨乡,外来文化只是一种“补充”,侨乡的主流文化还是本土文化。本文以侨乡文化中比较容易辨认的建筑文化为中心,对最有代表性的五邑侨乡与潮汕侨乡的侨乡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从建筑文化角度而言,五邑侨乡的文化特征是输入型文化,潮汕侨乡的文化特征则是输出型文化。而侨乡之所以采用西洋建筑文化,其实是侨乡现代化建设的选择。     

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新命题

本文提出侨乡研究应当包括乡村侨乡和都市侨乡两大部分,并以广州市为例,论述了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特点、重点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一个关于移民经验的类型学分析

广东的潮汕地区、江门五邑地区和兴梅(即梅州)地区,以及福建的福州地区、浙江的青田都是中国的传统侨乡。本文试以潮汕侨乡为重点,选择江门五邑、梅州、福州、青田等侨乡为参照,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侨乡的新移民浪潮所展现的各自的不同特点和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对侨乡的移民经验进行类型学分析,对当代中国侨乡人口国际迁移的特征、类型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内地劳动力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珠江三角洲侨乡研究

1979年以来,以港澳台资本为先导和主力的华商率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江三角洲侨乡落户,在带动侨乡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使过去侨乡传统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若干个案研究,分析侨乡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华人资本的结合模式及其对沿海侨乡、内陆地区及海外华商三方所产生的影响.     

海外华商经营管理的探索--近十余年来的学术述评与研究展望

本文评述国内外学坛海外华商经营管理的研究成果与动态.中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企业精神、商业文化、管理哲学及其现代价值,受到多学科的广泛关注.海外华商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与管理特色,特别是海外华商网络、家族企业运作等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侨乡社会与企业的田野调查拓展了研究视野与素材,基于比较管理学的实证成果相继面世.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华商传统经营方式尤其是其现代化改造的反思日渐深入.最后本文就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 --梅州市个案研究

本文论述和评价了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梅州投资办企业、捐资办学的实绩及其对梅州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意义,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梅州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

东南沿海所具有的侨乡禀赋与特殊优势 ,使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先行地区。作为海外社会资源载体的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 ,不仅通过捐赠款物和直接投资等形式全面参与和大大促进了侨乡经济改革进程 ,而且侨乡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 ,通过与海外乡亲的密切联系 ,一方面从中学习和获得了兴办企业、改进管理、开拓海内外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与资源 ,另一方面 ,开阔了眼界 ,解放了思想 ,为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排除了不少阻力 ,减弱了社会动荡。凡此 ,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推动了经济起飞。在此基础上侨乡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与经济持续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同时 ,沿海侨乡的成功经验与社会资源逐渐向内地传导 ,又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