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情缘 两部著述——我与五四运动研究

从1955年到1960年,我曾做了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一工作是在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完成的,为此有些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从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但是我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是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打下的,因此我有时称这是我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一段情缘。     

窗口·论坛·园地

常言道“三句不离本行”。我的本行。史志工作也。1957年,我在厦门大学学的是历史学专业;1958年,参加编写《闽西革命史》;1959年,参加编写《闽南革命史》;1960年．选修地方史与考古。毕业后至今一直从事史志研究工作。1982年起担     

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

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的再认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白寿彝先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再认识的成果。作者在总结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过程时说,“我工作的整个系统是,从最初对史的研究发展到对史学的研究,再到史学史的研究,由最初的自发到自觉地进行研究工作,这也是我整个工作的性质”。他的这番话,是一个史学家对自己工作再认识的自觉精神的体现。     

时代问题判断有误就会危害全局——一本国际问题讨论文集的《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为每位荣誉学部委员各出一本文集,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当年社科院在评选荣誉学部委员时给我评定的专业是国际问题和中共党史,但实际上我从1950年离开地方工作踏上外交战线后,主要和一直从事的都是国际问题研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是在1999年离休后才开始,至今也不过十多年。所以,这本集子就完全限于国际问题范围。还由于我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都担负着一定的行政领导工作,很难对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只能随着     

治学“三要”：学──疑──思

治学“三要”：学──疑──思程必定《安徽史学》编辑部要我谈谈自己冶学的体会,我学术浅薄,治学懈怠,实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盛情难却,只得献丑,谈一点粗浅的心得。如何治学,古往今来不少学者都有精粹的论述,受其启迪,结合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多年体会,我以...     

心耘写龙江 躬行弘伟志——读何伟志的《伟志文集》

<正>初冬时节,伟志送来两摞厚厚的书稿,嘱我为他即将付梓的《伟志文集》写个总序。让我作序的理由,主要是我同他一样有长期在党委政策研究部门从事文字综合和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历,对《伟志文集》中所涉猎和研究问题的意义、背景、内容比较熟悉,对他的工作经历、工作对象、工作环境也比较清楚。为其诚意和真情所打动,我欣然应允。     

刘宗绪教授的史学贡献

刘宗绪教授是我国名的世界史学家、历史教育家,他先后从事世界近代史和法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刘宗绪教授思想敏锐,博学多才,擅长宏观理论思考,在史学理论、世界近代史、法国史诸多领域都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是     

渤海上京城考古研究的又一最新学术力著

正癸己年仲春时节,一个偶然机会,缘于工作原因我拜访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适逢李陈奇所长向我推荐所里最新出版的《渤海上京城考古》(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我欣然接受,将其带回家来,因手头学术工作较忙,没来得及读,便搁置了。日后我突然想起此事,赶快翻开细看,此书居然让我爱不释手,我用了一个下午时间一口气读完。由于我一直从事隋唐渤海史研究工作,有关渤海研究的论著论文看到的就多些,那些作者我也熟悉。对于本书的作者赵虹光,虽认识     

我编辑《岭南今雅》一书的轶闻及感想

正1997年,我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聘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此时我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文史研究馆是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政府机构,为体现" 敬老尊贤、崇文尚德" 宗旨而设立,吸收了一大批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文人耆宿为馆员。在他们一生中,每赋诗填词以言志,留下不少传世佳作。随着时间之推移,一些老先生已经作古。为了缅怀前贤,激励后学,2002年,广东省文史馆委托我将历任馆员诗词作品加以收集整理,精     

亲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三件大事

正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我主要是从事中国合作社历史研究工作,和几位老同志一起收集了1万多份、近4亿字的历史资料;出版了10多本、共1000多万字的史料书,填补了中国合作社历史的空白,为合作社事业做了一点事情,深感欣慰。这期间,我亲历了三件对我影响大,记忆深刻的大事:一是参与编辑出版《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一书;二是见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三是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信史——评《当代世界知识新辞典》

我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与“世界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深感其重要性与艰难性。特别是有关“世界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工具书,相近者多以数计,可用者微乎其微。近读《当代世界知识新辞典》一书,顿时倍感它初解燃眉之急;反复试查,该书确有独到之处,堪称为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信史。     

著名历史学家、研究会顾问章开沅教授的讲话

各位理事：今天开政协文史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我感到很高兴。大家聘请我当顾问,我感到很光荣。现在到处都是顾问。大家知道钱钟书老先生,学问做得很好,但脾气有点古怪,他从来不接受顾问称号。顾此失彼,不闻不问,现在很多顾问大概就是这样。但我这次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想我大概不会顾此失彼,不闻不问。因为我本来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而且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另外我跟文史资料长期打交道,跟文史工作者很有感情。我1964年到1965年、1966年两次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当时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先生。说句大家感兴趣的…     

河南汉画研究组成立

河南省考古学会汉画研究组,经过一段酝酿,于一九八一年十月正式成立,成员有省文物研究所、省群众艺术馆、郑州大学历史系、洛阳博物馆、南阳地区文管会、南阳市博物馆等单位七位同志。并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座谈会对河南汉画的出土情况、汉画研究工作的任务、从事汉画研究工作的队伍、     

从接触“红档”到研究《红旗》史

正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红旗》史。为什么要研究它?概括地说,身份使然,职业使然,刊物的性质使然,再加上机缘巧合。首先,我是1986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在沙滩大院工作了整整30年,也算是"红旗"时代的人,对这个单位比较熟悉。其次,我是学历史的,虽未直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在本社哲史室(部)当过十几年编辑,编过不少历史方面的稿件,对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回想起1998年秋季的某一天,     

九州画坛 李国良

李国良 1979-- 河北易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法院副秘书长,中国书协评级中心考官,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画专业,文学硕士。现为高校讲师主要从事书画印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方国瑜先生的人品和学品——“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发言

中共丽江市委和市政府给了机会,参加“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表示衷心感谢!方国瑜先生是我的老学长,也是我的老师辈。方先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毕业于1952年,是老学长。他跟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是同一辈人,是我的老师辈。白先生和方先生曾同在云南大学教书,多有交往。我曾多次听到白先生谈到方先生,钦佩他对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研究所做的贡献。方国瑜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尤专注于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著述宏丰,贡献巨大,有口皆碑,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是云南的…     

我与金陵大学

今年是我国名的物考古学、古字学和教育学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商先生对祖国物、博物馆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经国家物局批准,定于6月12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举行“商承祚先生捐献物展”。商先生早年于1933年就教南京国立东南大学,1932年任南京私立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为纪念他在南京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并对我院物鉴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发表其遗作《我与金陵大学》,以兹怀念。     

深切怀念董老

2004年12月3日中午,接到新疆钱币学会黄志刚副秘书长的电话,说董庆煊先生去世了,心中一惊!那位和蔼可亲又可敬的老人、领我走入钱币研究领域的老师、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曾给我无私帮助和支持的董老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心中无限悲痛,想起了和董老相识及相处中的一些往事。一认识董老,完全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但却决定了我的命运。记得那是1988年5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大学即将毕业,面临分配。听说新疆金融研究所想要一位学历史的来从事历史货币的研究工作,我便毛遂自荐,前去联系。当时金融研究所的领导了解情况后说是钱币学会要人,但因出差在外,要…     

刘显之先生与《成都满蒙族史略》

我自1982年初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以后,接到外部寄与所内的第一份民族研究资料,便是四川刘显之先生执笔的《成都满蒙族史略》。该书系由成都市满蒙学习委员会铅印,白纸为面,很简易,字数亦不算多:四十页,六万字左右。但其所述史事,却能追本溯源,钩通古今。其中,对满蒙族人在清代驻成都的街巷地名的今址考证,对辛亥革命时成都旗汉和谈过程的叙述,对近、现代成都满蒙族     

张守义

张守义,书籍装帧艺术家。一九三0年生,河北平泉人。一九五四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长期从事书籍装帧设计、插图设计和艺术理论研究工作。出版有《张守义外国文学插图集》、《张守义论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