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上海是民国年间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与进出口之中心。国民党当政后,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运作,表现出国家权力正向文学艺术等原本具有较自由发展空间的社会领域进行渗透与控制;其将检查重点置于武侠神怪片和美国“辱华”片,适应了社会心理,打开了影片检查的突破口,并为其后通过检查制度控制电影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检查方针与运作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为其后的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由自愿而强制、由个例而普遍、由民间而官方、由地方而中央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承先启后、承上启下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19万字,35元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给观众带来了欣赏的愉悦和无限的欢乐,而且,其表现方式的直观性、形象性、真实性和丰富性,对观众有广泛、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从而引发历届民国政府关注并试图评判这种影响力的正面或负面效应,乃至最终产生对电影进行不同形式检查的制度实践。与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相对应,电影检查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本书研究的主题,正是电影检查制度在民国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周代贵族妇女的政治文化特征及相关的伦理观念影响

在周代有一极引人关注的思想现象,即反复以女色关乎国家兴亡而戒己告人,由此引致周代对妇女道德伦理教化的重视,关注男女之别,制为婚姻之礼,以严正夫妇人伦,从而形成周礼规范下的妇女道德伦理体制。欲以道德严控妇女人格为人手,达到正国家、兴王道的目的,从正面制造和利用妇女的政治伦理价值。     

影艺的政治: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更趋保守的反映,也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形成并完善的重要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对电影的集中管理与控制。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既有对前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的继承性,也有其自身工作的拓展性。就国民党创设其初衷而言,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自有其成效,但又并不完全似国民党当初之预期。     

论南宋书院的社会教化及其基本特质

儒家语境中的“教化”实为一种社会教化,并以设学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理想社会秩序。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伴随着书院演化为一种教育机构而发轫。南宋时期,理学大兴,旨在重振以人伦道德为本位的儒家传统。鉴于学校与科举结合导致其教化功能的式微,南宋儒者有意另建书院作为维系天理民彝、阐扬道德教化的平台。南宋书院发展已具相当规模,且与理学形成“形”“神”互依互存的关系。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此真正彰显。基于觉有先后的人性认识,南宋儒者赋予书院社会教化“传道济民”的特质：书院重在首先以人伦道德为本涵养士人的德性,成就礼仪贤士,进而影响至其他社会成员。出于“秀于民而为士”的观念,南宋书院从“民”中择其“俊秀”作为施教对象,也呈现了书院社会教化可以通向平民的一面。书院的社会教化是南宋儒者建构的社会教化体系中的一环,大学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精英主义色彩。     

清代道德教化类书《人镜集》探析

道德教化类书是清代私修类书中较有特色的类型,嘉庆年间孟云峰编纂的《人镜集》,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为分类体系,采辑伦常方面的资料,汇辑成类书,以期达到劝善戒恶的目的,是清代道德教化类书中的典型代表之作,对于今日研究古代社会人伦道德具有重要价值。     

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

20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不仅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左翼电影"有别,而且与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教育电影"有别。在国民党方面看来,20世纪30年代获得其推崇和褒奖的电影,并非"左翼电影",而是"教育电影"。作为两种政治属性截然不同的电影类型,"教育电影"与"左翼电影"可谓界限分明。尽管如此,在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中,"教育性"与"左翼性"的元素常常同时并存,使得它既可成为具备政治合法性的"教育电影",又可成为"左翼电影"。这导致国民党党政部门在给这些电影定性时出现混乱,在1933年的"浙省密报事件"和"艺华事件"中互相指责,并导致了国民党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改组与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左翼电影"的制作策略等原因,不管是教育部、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还是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都对他们认定为"左翼电影"的电影,大多采取修剪而非禁映的措施。     

论点摘编

再谈续修志书要增强教化功能陈曼平在《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1期撰文指出,何谓“教化”?教化即教育感化,是指对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等精神层面上起作用,并转化成由个人到社会群体的具有广泛性、导向性的观念引导、灵魂塑造、道德舆论、褒贬评价等的精神力量;通过颂扬时代价值观念中的主流意识,使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获得广泛认同,形成社会风尚.志书的教化功能,是伴随地方志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最初源于志书的前身——地记.     

电影《一九四二》中刺点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组合轴上的反常搭配形成刺点,刺点能够造成意义爆发、发人思考或引起悲怆之感。电影《一九四二》中,片首即展现了影片中的核心刺点:小人物们的大事与大人物的小事并置,整部影片在接下来的四个刺点中,对这一核心刺点进行了诠释和延展,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五个刺点组合阐释了影片组织的元语言,形成了刺点之剌,也使得这部电影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