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邽县"考——兼谈县制起源

县制作为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县制的起源及初设县制的归属问题,史学界目前还存在着分歧.本文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实地调查,认为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邦戎而设立的邦县应为中国历史上县制之开端,邦县故城的具体位置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     

美国县制演化及其对中国县制改革的启示

本文基于文献资料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美国县制的起源、模式及特征,重点总结了工业社会到来时美国县制发生的危机、原因、对策和结果,论述了美国县制在后工业社会崛起的机理,最后总结了美国县制的演变规律及其对我国县制改革的启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县制实施后县及县以下行政区域的变更

1939年9月,国民政府为加强基层组织的统治能力,宣布实施新县制,首先对全国各县县界、特别是县以下乡镇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整理与划定.由于内政当局对行政区划变更的各种因素考虑不周,制定的相关法规存在严重缺陷,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相当多的困难,矛盾迭出,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县制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加强对县政的控制。从法理层面上看,专署与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政监控、人事监控、财政监控、行政统筹、政治沟通、直接的军警领导权诸方面;从现实层面上看,专署与驻在县及辖区其他县的关系不同,专员权力的大小因专员和各个县长的资历、能力、背景、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其差异性。此制的建立,是国民政府完善官僚层级、重建国家权威的尝试,然而受派系、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县制起源三阶段说

关于县制的起源是一个老问题,但却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尚未说清楚的问题。春秋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有了变化,使得国人和野人身份地位的差别渐渐消失,国与野的对立也在渐渐消弭。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制度却渐渐萌芽,这就是郡县制的出现。县和郡在初出现时,性质还比较模糊,后来就逐步演变为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行政区。对于郡县制的起源,由于文献有阙,现在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学术界的共同看法是起于春秋,形成于战国,而全面推行于秦始皇统一天下,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还只是画了一道很粗的…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

本主要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自治的实践及其失败原因。县自治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被视为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基础。为此，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法规，投入了难以数计的人力、物力、财力，但结果以失败告终。本认为，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现代社会变革能力的低下、县自治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失当、自治人才的匮乏、县自治推行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东台从泰州析置建县时间考

泰州、东台的历代志书以及《江苏省志》均将东台从泰州析出单独建县的时间记载为"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而《清史稿》《清实录》《嘉庆重修一统志》三部清代国家级权威性文献载其为"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文章分析了造成地方志误记的可能因素,认为地方志今后应对东台建县时间予以纠正。     

中世纪英国地产托管制起源研究述评

地产托管制(uses)是中世纪英国盛极一时的地产处置手段。关于其起源,早期法学家提出了"罗马法说"、"日耳曼习惯说",但事实证明,这两种说法皆不能成立。之后,英国法律史大家梅特兰提出的"英国本土说"虽有其合理性,但论证并不充分。根据新近掌握的史料,笔者发现,uses的确如梅特兰所说源于英国本土的ad opus习惯,但中间却经历了从opus到os、oes、oeps,再到use,最后到uses的复杂演变过程。     

中华疆域观念与历代边疆政策--以东北疆域为例

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服事制、郡县制、羁縻制 ,最后构成中华多元一体的疆域观念与制度 ,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的统治体系与秩序。古代东北地区的疆域史与边疆政策史均属于中华疆域史的范畴 ,呈现为东北地区与中华帝国的紧密联系与不可分割。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

《里耶秦简(贰)》新出现一些秦代郡县道,本文从中归纳出4个郡和34个县道,其中城父县属淮阳郡、镡成县属洞庭郡。简牍可见从秦都咸阳发文传送至南阳郡—南郡—洞庭郡,以及文书在内史和郡属各县道及县下乡里之间的传输路线和传送方式。里耶简牍还可以复原秦洞庭郡的全部属县,并可由此推论秦洞庭郡的治所先在新武陵县,后迁往临沅县,时间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三十年间。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     

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县公一般被作为秦汉以后的县级行政长官看待,与封君分属封建与郡县两个不同系统。然而考察这一时期楚县公的活动及其在先秦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发现县公具有不同于行政职官的爵称属性和封邑主的特征。楚县公多出身于王族与世家大族,拥有超越任职地的影响力,常常在楚都城和王庭参与中央大政决策,领导对外军事行动。另外,县公与其任职地之间存在较强的私人连接,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在地化”特征。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需要对楚县的性质进行全方位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有的封建-郡县二元认知框架在先秦时期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