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

本文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和今人的调查资料,详细考证浙江温州的瓯江、飞云江、敖江等三条河流的河口平原的成陆过程,并对当地古海塘的兴修及其演变为后世的塘河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温州河口平原成陆的特点,提出塘河从海塘演变而来的观点,并认为整个东南沿海丘陵类似塘河这样的河流均可能由海塘演变而来。     

建设海塘保一方生灵 编纂海塘志存史资治

建设海塘保一方生灵,编纂海塘志存史资治,是浙江历史上海塘建设和志书编纂的一大特色。现存中国最早的方志《越绝书》中已有海塘修筑的记载,南朝刘道真的《钱唐记》也有汉代钱唐县海塘的记载。到元代以后,海塘志作为富有浙江特色的一个专志,开始出现,并构成浙江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曾国藩、李鸿章与祁门洪家大院

洪炯,一个今人不甚熟悉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的祁门县城洪家大院,开创人就是他。 清道光年间,洪炯以廪贡生的身份,在江苏镇阳县任学正。当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委洪炯督修宝山海塘,经费不足,洪炯倾囊资助。林则徐又委洪炯修南汇海塘。后因二兄去世,洪炯乞归,去广州营茶,与英人颇多交易。当时祁门生产的是“安茶”,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     

转折年代的苏北海堤工程——从“韩小堤”和“宋公堤”看历史转折的必然性

1939年苏北海啸后先后修筑的“韩小堤”和“宋公堤”．可以看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治理自然灾害方面的两个标本,通过两个海堤工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转折的必然走向——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     

叶飞：交通事业的开拓者

叶飞是开国上将中惟一的海外归来赤子。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战功赫赫,在解放后主政福建的工作中,对修建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出任交通部长期间,对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和远洋事业的发展,也卓有建树。移山填海:修筑厦门海堤上世纪50年代初,厦门刚解放,叶飞首任厦门军管会主任。厦门,既是国防前哨,又是解放台澎金马的前沿阵地。但厦门当时还是一个孤悬海上的小岛,所有军需民用都靠小船运输,而     

文史摘

日本,掠我文物知多少。日本是最早到中国从事盗掘、掠夺和破坏我国文化遗产的外国列强之一。早在清光绪九年（1883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间谍就潜入吉林集安,窃走了研究高句丽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触子太王碑》拓片。此后,又对我文物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偷凿和非法调查。从白山黑水间的唐代渤海国都城遗址、旅大地区的营城子壁画,到大西北的楼兰古城址、敦煌莫高窟;从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辽永庆陵,到内地的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陵墓,直至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等省,难以计数的古遗迹、古建筑暨佛教艺术品,均遭其染指。     

动植物群落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

清代江南海塘防护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是自然选择、社会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利益驱使部分塘长和近海居民 ,违禁种植某些对海塘防护不利的植物 ,这对白蚁的穴居有利。狗獾在海塘上的穴居时间和海塘的岁修日期、风暴潮之间不同步 ,使其对海塘的破坏持久存在。白蚁的强力破坏和海塘取土之间的矛盾 ,说明了海塘防护中的两难选择。燃料问题 ,增加了对海塘及其防护植物管理的难度。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联系 ,表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是个生态互动的复杂问题     

建千里海塘 保千万生灵——1998—2000年浙东标准海塘建设纪事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多港湾、河口,岸线曲折,海岛星罗棋布,海岸线长达6600多公里。全省海塘总长2132公里,其中：浙东海塘1732公里,钱塘江海塘400公里。浙东海塘保护着宁波、温州、台州、舟山四个大中城市和30个县市,其中保护万亩以上农田和重要城镇、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的重要海塘有1027公里。钱塘江海塘直接保护杭嘉湖平原和萧绍平原1000万亩耕地和1000万人口。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松江府海塘图》的年代判定及其价值

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松江府海塘图》和乾隆《太镇海塘纪略》中所附地图的比对,可知两图所载各县海塘长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各自丈量尺度的不同造成。加之镇洋北岸海塘长度以及两图所示地域范围的差别,可以判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松江府海塘图》绘制于乾隆十七年,该图更名为《乾隆松太海塘图》较为合适。《乾隆松太海塘图》是清代江南海塘的通塘体系形成之前最完整的一幅海塘图,图中所画内容反映了官方绘制江南海塘图"兵农并重"的特殊要求,是同类海塘图中的珍品。     

新疆和静查汗通古烽燧遗址调查

查汗通古(又称察汗通古)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主要包括东西两座土质烽燧。为配合遗址的加固维修工作,2016年夏,和静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工程开始前对两座烽燧进行了C_(14)样本采集、烽体测量、拍照和无人机航拍及建模等工作,施工期间还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采集了烽燧周边出土的各类遗物,并对周边老居民进行了采访。根据C_(14)测年结果和其他线索,初步判断两座烽燧的主要修筑年代均为唐代,但东烽燧有二次修筑留下的包砌痕迹,可能其最早修筑时间还要早于唐代。至于两座烽燧的最后废弃时代,可能经过长期使用后,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唐宋时期钦州徙治事蠡测

钦州于隋开皇十八年得名,唐代或为钦州,或为宁越郡,宋元以降,地名未易并沿用至今。纵观钦州历史地理沿革,其治所凡四,为钦江、灵山、南宾和安远,唐宋时期共历三次迁移。史籍对钦州治所的三次变迁有近十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不同说法逐一辨析,推断钦州治所在唐天宝元年到北宋开宝五年之间,自钦江县初徙灵山县,在今灵山县旧州镇;北宋天圣元年,自灵山徙治南宾砦,在今灵山县灵城镇;北宋嘉祐六年,又自南宾砦徙治安远县,即今钦州市区。     

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

本文比较了唐宋两朝时羁席州管理的同异,认为宋朝羁腐州的管理总体上趋向于灵活和宽松,其原因主要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政策有关。指出：宽松的羁廉政策,虽然在客观上对稳定边疆社会、发展边疆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宽松过度,却又使宋朝丧失了沿边羁康地区的边防藩篱作用。     

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

唐代家祭仪式中凶祭所使用的家用桌椅几筵,从中唐开始进入中原地区民间砖室墓葬的图像中,经历五代逐渐成型为宋金中原地区仿木构砖室墓中普遍流行的砖砌桌椅以及逐步发展为宋金时期的"墓主人对(并)坐图",其象征含义是在墓室中为死者安置的灵座.     

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

唐代的州过渡到明代的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唐、五代府的初创阶段,二,宋 代府的演变阶段,三,元、明府的确立阶段。其中宋是演变的关键,它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 继承时期,宋大祖至哲宗（９６０－１１００）。二,大发展时期,宋徽宗（１１０１—１１２５）。三,持续发展时 期,宋高宗至度宗（１１２７—１２７４）。     

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古代东西交往中的回族先民

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唐宋时期 ,来自大食、波斯的回族先民定居中国 ,频繁往来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 ,为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及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及其变迁

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的分布经历了由产地不具体,到产区形成、迅速扩展及小有扩展的历史过程;产区数量从有明确记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1州,到唐宋增至7州,至元明清再增为8州;产区中心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今渝东南,至唐宋转移到今湘西地区再到明清又转移至今黔东北地区。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本区丹砂生产的历史进程。丹砂产地分布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丹砂资源的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和商贸,以及丹砂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影响等。     

唐宋“四六”漸變轉型的藝術軌迹

從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四六"創作成績斐然。李商隱等人開啓了駢詞儷句引領風騷的新時代。唐末"羣雄割據、各務爭勝"的現實需求,爲幕府文士提供了特殊機遇,他們"飛文染翰以濟霸國",促進了"四六"駢文的興盛。"沙陀三王朝"時期,"四六"創作的重心從中原地區轉移到了南方各地。江南文人將辭賦乃至"古文"創作的技巧廣泛運用於駢詞寫作之中,爲北宋"四六"的興盛導夫先路。宋初"四六"繼續蔓延,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更造就了许多"四六"名家。雖說"四六"稱盛的文學史意義還有待商榷,但唐、宋文章藝術轉型的基因蛻變實際根源於箋表奏疏的基本事實卻不容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