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四)”骆驼图像看所谓“唐安菩墓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

<正>姜伯勤先生在《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一书中的《唐安菩墓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一文中提出①:六胡州粟特人、唐定远将军安菩墓所出一具唐三彩骆驼鞍鞯皮囊上有一神兽型神像,为研究六胡州粟特人文化与突厥人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初唐以迄盛唐,由于粟特人在突厥部落     

新见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考

新出土的四方唐代洛阳粟特人墓志展示了唐代洛阳普通的粟特人婚姻、信仰、仕宦、丧葬的情况,体现了入华粟特人与洛阳社会的融合,是研究中古时期洛阳城市以及入华粟特人汉化的重要资料.     

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通常都仅是推测他们来自粟特地区或应为粟特人。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这些翟氏人物的名字基本已粟特化,他们通晓粟特语,与粟特人一起从事商贩交易,并广泛与粟特人通婚,甚至信奉祆教。因此,本文认为这些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就是粟特人,源于康居。     

丝路文学之光：唐代内迁粟特人的文学之路

粟特人是中古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在汉文化艺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唐代内迁粟特人在汉语译经文学、传统诗文、音乐文学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并且孕育出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族。在传世文献之外,敦煌文献和出土墓志补充了丰富的唐代粟特人文学材料,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群体的文学成就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迁粟特人的文学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内涵,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典型个案。     

唐代石葬具研究

石葬具是唐代棺椁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代石葬具以石椁和石棺床为主,二者都在北朝开始出现,经隋代的发展,唐初开始成为皇亲贵胄的重要葬具。房形石椁使用者等级高于仅使用石棺床者,不同形制、尺寸、纹饰和精美程度的房形石椁也体现墓主的身份差异。房形石椁在安史之乱后消亡,仅石棺床依然流行,是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的直接结果。     

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

在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自唐代初期开始,就有大量粟特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入华粟特人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鱼尾兽在中国——中古祆教“护佑神兽”图像研究

在入华粟特人史君石堂（580）的神异图像中，基座北侧的翼马鱼尾兽极富异域色彩，为中原汉地罕见。本文考索此类鱼尾兽的起源及流变，认为鱼尾兽图像很可能源自古希腊神话海怪“刻托斯”（ketos）。刻托斯作为带有丧葬意涵的图像语汇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波斯、中亚和西北印度，后经粟特人中介来到中国。西方基督教艺术挪用它来表现圣经巨兽利维坦。而中亚粟特纳骨瓮和中国祆教艺术中的有翼鱼尾兽，则被视为接引亡灵的冥府使者（psychopomp），其职能延续了希腊刻托斯的来世寓意。粟特壁画中的有翼复合神兽，则是祆教神佑“灵光”的具象体现。史君石堂鱼尾兽和龙、虎、象组成的四兽与中国的四灵异曲同工，反映了祆教艺术与汉文化的互通。     

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多元信仰探讨

中亚的粟特人自汉代起就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宁夏固原隋唐史姓墓是国内目前已知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根据墓中出土文物,结合历史文献,能够看出当时同一家族中体现出佛教、祆教和儒家文化等不同信仰因素,这种多元信仰的形成可能与粟特人本身宗教传统、统治者的倡导及固原当地汉化等有关,由此反映粟特家族在迁徙入华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     

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交流十分频繁。由于丝绸之路的昌盛和经商、战争等原因 ,大批中亚粟特人移居长安 ,形成了自己的聚落区 ,散布在礼泉坊、布政坊、崇化坊、普宁坊、靖恭坊等坊里 ,并建立了粟特人所信奉的祆祠、景寺、摩尼寺等“胡寺” ,从而使外来宗教在唐帝国的首都得以传播。多年来 ,中外学者对长安出土的粟特人墓志史料进行过仔细的爬梳 ,对居留长安的粟特人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影响做过许多深入的探讨 ,其中对源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ｉｓｍ)的景教尤为注目 ① 。但除了学术界公认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现存西安…     

“阿揽”与“浮(口知)”:吐鲁番粟特胡名中的佛教因子

入华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不仅表现在信仰上,也体现于胡名中。吐鲁番文书中与佛教有关的粟特人名,除佛、僧、尼等常见胡名外,还有一些隐晦不明的用字,比如阿揽和浮(口知)。阿揽是佛教色彩极浓的祆神之名,其词源和阿兰人无涉,却与中亚布哈拉古都阿滥谧及唐代名禽阿滥堆有关:阿滥谧音义与梵文阿滥摩、阿兰若相合;云雀别名阿滥堆则可与印度鸣禽迦兰陀对证。浮(口知)是华化佛名,浮字义为佛,(口知)乃附在浮字之后的转[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就中古拟音而言,也不排除浮(口知)就是菩提(bodhi)的可能。这些名例既是粟特文化多元性的重要表征,也是佛教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案例。     

新见唐代安优婆姨塔铭汉文部分释读

新见《大唐故安优婆姨塔铭并序》,是一方入华粟特人的塔铭,该塔铭由汉文和粟特文两部分组成。汉文部分共11行(包括题目),粟特文共17行。通过汉文部分考释可知,塔铭的主人出于昭武九姓的安国,但已经内迁到凉州姑臧,其族群当属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其居住地长安外郭城群贤坊地近西市,是唐代旅京外族人集中居住区。与常见的粟特人信奉祆教或摩尼教等三夷教不同,据铭文中"普别二法""一乘"等概念,联系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史实,征之以新出文献和文物,推测此优婆姨当为三阶教信徒。她虽然是在家修行者,但没有依据世俗的葬法,而是与其他信徒集中在三阶教创始人信行葬地附近埋葬,葬俗或属当时佛教的林塔葬。     

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

近年新发现的安伽墓和虞弘墓提供了古代粟特祆教图像材料,本文仅就与此相关的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的这两个问题提出看法。如早年洛阳出土的翟突娑墓志和1984年太原出土的龙润墓志均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相关资料。     

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

2007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汾阳市博物馆在汾阳市胜利西街发掘了一座砖室墓(编号M3)。墓室出土有瓷器、陶器、陶俑及墓志。墓志志文显示,墓主人为曹怡。曹怡及其祖上均为介州萨宝府的中低级武官,地位不高。墓葬中出土的青瓷梅瓶和青瓷龙柄鸡首壶形体硕大、釉色光亮、器形规整,显示出曹怡与众不同的粟特人身份。曹怡为西域"昭武九姓"中曹国人后裔,曹怡墓是山西汾阳首次发现的唐代粟特人遗存,该墓的发现为研究隋唐时期汾州、介州地区粟特人及唐代山西地区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刻毡为形”试释——兼论突厥的祆神祭祀

突厥人曾经信仰祆教,祭祀祆神时不立祠庙,而是将"刻毡为形"的祆神像悬挂在竿上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方式与突厥人的游牧生活相适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些突厥人也在祆祠中祭祀。"刻毡为形",就是以缂毛工艺织造出祆神的图像,这种图像可能与敦煌等地祆祠和赛祆仪式中悬挂的祆神画像类似。突厥人以"脂苏"涂抹祆神像的做法,源自波斯祆教徒以麝香和苏涂抹祆神像的祭祀仪式,突厥人通过粟特人学习到这种仪式。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石棺床

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有其独特的葬俗,如殉牲、头骨西向、陶罐分置于头足两处的葬式,夹砂戳刺纹罐、壶、罐的陶器组合,不同类型的陶俑群都身着典型鲜卑服饰,墓内木棺呈前高宽、后低窄的形状以及石棺床等等,反映了鲜卑族的民族风格的传承关系及与汉民族的交流关系。近年来,大同地区出土了几件石棺床,     

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反映的深刻意义——祆教艺术和中原礼制艺术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一些入华粟特人墓葬中出土的石质葬具上带有明显的中亚祆教因素,反映了远离故土的粟特人在中原的生活风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情况。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石质葬具明显地具有中原文化传统,是受到了中原礼制艺术的影响,反映了中原文化与中亚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情况。     

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掘简报

200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等单位联合对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此次发掘共清理唐代冶炼窑炉1座、石棺葬14座。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陶器、骨器等。唐代窑炉的发掘对研究西南地区金属器的独立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而石棺葬的发掘,完善了雅砻江中上游地区石棺葬文化的内涵。     

中古时期尸床葬研究

尸床葬是一类人群可能出于信仰而采取的特殊葬式,其典型特征为不用木棺,在墓室内设置生土台或用砖石与土混筑平台以陈尸,后发展为使用石尸床、石围屏石榻,部分有叠葬现象。墓葬主要发现于河西周边地区,从西晋十六国延续至唐代。北朝时期有一部分随着人口流动而扩大至平城、关中及洛阳。尸床葬的墓主推测可能为北方某一不用木棺埋葬的游牧民族,后来主要活动于西域,在嚈哒、粟特、突厥、回鹘中可能都有该类人群存在。中古时期一部分到达河西,与各民族错居日久而形成尸床葬俗,到北朝后期少数使用木棺。中古时期尸床葬的发展演变充分体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与相互影响。     

唐五代敦煌地区赛祆仪式考

敦煌是火祆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唐五代随着中亚粟特民族的不断移入,祆教在这一带也随之兴盛。本文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有关史料,对敦煌赛祆活动仪式及其在敦煌乃至中原的流变进行梳理和探讨。     

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婚姻关系是社会发生及组织之渊源,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最容易在其婚姻现象中表现出来。不同民族间 的通婚,既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也是民族融合的标志。唐代出现的大量入华粟特人同汉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鲜明 地反映出入华粟特人汉化的渐进趋势。本文以墓志材料为据,论证了唐代出现的这种现象及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