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霍乱疫情及防疫相关史料一组

霍乱作为民国时期主要传染疫种之一,在各地区多有流行。1932年霍乱首发于上海,而后发展迅猛,感染者众多,共涉及30余省,除新疆、西藏外,几乎遍布全国。本组史料主要为各省市政府关于1932年霍乱疫情发生、防治、救济等与行政院、内政部等来往文书,对研究民国时期卫生防疫史有所裨益。     

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

辖有十二卫三所的陕西行都司,是明朝控制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的重要军事建置。本文在将地方卫所建置置于明朝整体战略格局背景下的同时,依据正史和地方志资料,详细考证了明朝陕西行都司诸卫所的建置背景及地域特征。本文指出,明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并非象通常认为完成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西征,而是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徙置甘州(今甘肃张掖)以及其卫所体系的完成为标志。在"隔断羌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明朝初年在西北地区军事中心也经历了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到甘州的变迁。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

明代陕西行都司的治所先后经历了河州——庄浪——甘州的三次变迁。陕西行都司的前身是西安行都卫 ,洪武七年置于河州 ;洪武八年改为陕西行都司 ;洪武九年罢 ;洪武十二年复置于庄浪 ;洪武二十六年自庄浪徙于甘州。从此直至明朝灭亡 ,甘州皆为陕西行都司的固定治所。其中 ,庄浪时期的陕西行都司的性质非常特殊。史籍对此多语焉不详 ,而《诸司职掌》等书则付诸阙如 ,因此给人造成一种若有若无的假象。本文通过对有关史籍的排比、考证 ,认为庄浪时期的陕西行都司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置机构 ,它无官员 ,无所司 ,亦无属卫。产生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 ,当与洪武年间陕西行都司的职能转变以及当时西北和全国的形势变化等因素有关     

1918—1932年辽宁、热河疫情防疫史料选

1918～1932年间,辽宁、热河两省曾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瘟疫,与此有关的档案材料大多保留在辽宁省档案馆,兹特选辑刊布,供研究者参考。     

《陕西行都司志》存佚考

包节所撰《陕西行都司志》是明代唯一的一部行都司志。《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肃志六序》,此《甘肃志》即《陕西行都司志》。该志《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史部地理类存目"中,后世诸家目录即不见载,《陇右方志录》断定已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没有收录。但其资料被大量保存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刊的《西镇志》、《凉镇志》、《甘镇志》、《肃镇志》和乾隆《甘肃通志》等地方志及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典籍中,其他如《禹贡锥指》、《水经注疏》等地理学著作也有引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之《陕西行都司部汇考》即由《陕西行都司志》删削篡改而成。该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期待着辑本的成书出版。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斗争

1942年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较为困难的一年,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日日面对日寇、汉奸这样看得见的敌人,也常常面对天灾等看不见的敌人。疫病,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陕甘宁边区,地处历史上的瘟疫流行区,由于闭塞和落后,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条件差,传染病的爆发年年都会造成人员的病、亡。延安1941年在春季流行的麻疹、百日咳,夏秋季流行的伤寒,使数百名干部及家属患病,十几人死亡.     

明代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缘由探析

明代都司掌一方军政,在福建有福建都司和行都司并存,行都司又于万历年间被裁撤,二者皆属特例,关于其原因,目前尚未有细致的分析。行政建置与地理形势有着密切联系,明初设置福建行都司的基础和原因正是在于福建以福州、建州为中心的山、海并立特殊地理格局。同时,《敬和堂集》等材料表明,由于明代兵制的变革,巡抚、总兵、兵备道等机构逐步侵夺行都司最重要的军事职能,加之明末福建地方财政困难,致使行都司遭到裁撤。福建行都司的设置与裁撤是明代政区建置与地理形势、制度变革间互动的重要例证。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42年工作报告(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继续向欧美各同盟国输出大量的桐油、猪鬃、生丝等战略物资,以换取美、苏等国的国际军事经济援助.本组史料集中反映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秉承国民政府既定方针,以“兼顾内销外销,并重进口出口”为基本原则,对内促进生产、充实物力,对外与各同盟国合作、维持海外市场,以建立战后经济发展根基之情形.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报告(1930年)

1930年1月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负责掌理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及重要文献保管事宜。该会成立不久作此工作报告,详报该会成立经过、内部组织以及初期史料档案编纂、征集、整理等情。     

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尤以陕西省最为严重。本文主要依据当时的报刊资料对此次霍乱在陕西省的发生、流行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进行分析,认为此次陕西省的霍乱疫情蔓延60个县,死亡人数13万以上;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至于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社会各界因社会地位、职责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也就各异。     

1932年勘测长江三峡纪略

在论及民国时期对开发长江三峡的论述时,人们总是谈到孙中山先生和美国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很少谈到1932年底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并资助的长江三峡勘测队对三峡的实地调查及其勘测报告。少数论著涉及这次勘测调查,或语焉不详,或在调查背景、组织单位、调查时间和结果等问题上存在错讹,对这次调查的意义和影响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本文拟对这次勘测工作做一简略论述。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0—1941年工作报告

为加强战时军民防疫合作,1940年5月,卫生署召开全国防疫会议,决定由卫生署、军医署、后方勤务部卫生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四个机关联合组织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疫情传递、防疫设计及实地指导事项。该报告反映了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成立两年以来的工作状况,记录了日军飞机在湖南常德、浙江衢县等地投掷带菌物品散布鼠疫杆菌的情况,及该处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对研究抗战时期卫生防疫情形、揭露日本细菌战之暴行颇具史料价值。     

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1950-1952年,受环境卫生条件和湿热气候的双重影响,各类突发性疫病在重庆交相肆虐,使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在此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在构建防疫网的过程中,将突发性疫病防治与社会改造、民主建政等中心任务相结合,既成功遏制了突发性疫病在重庆的蔓延和流行,为广大民众构建起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又使党和人民政府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解放之初重庆的防疫实践,为新时代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战后日本侨俘遣返中的卫生防疫——以1946年广东遣送船霍乱疫情为中心

1946年4月,由广东出发的多艘日本侨俘遣送船在遣返途中发生霍乱疫情。日本当局将霍乱船只集中于浦贺港,并建立了以“浦贺归国援助局”为核心的防疫指挥机构,开展了全面的卫生防疫工作。防疫措施主要包括检疫消毒、隔离诊疗以及向遣送船供给物资等。虽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防疫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最终成功防止疫情向日本国内蔓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霍乱疫情依然对浦贺、东京乃至关东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42年工作报告(下)

八、购运进口物资 抗战军兴后,我国与美、英、苏各友邦陆续成立易货之信用贷款,以供采购抗建必需物资,总计约共美金四万万元.最初所购物料,大部分为制造品,就货值而言,军械、军火及兵工器材居第一位,次为交通及工业器材.迨至美国军火租借法案成立,军用物资多由该案供给,于是借款所购物料,大部分为机器及原料,工业器材改居首位,兵工器材次之,交通器材又次之,余如教育、卫生、印刷、广播等事业之必需用品,亦酌予购进.我国向外购料,可分三种,租借物料及现款购料,系由行政院及中央信托局分别经办,借款购料则由本部主管,随时均与有关各方互取联系,以期所购物料,切合实际需要.太平洋战事爆发,限于国际交通,外购物料自不得不察酌运输情形,量为伸缩,经规定借款物料购运限制办法如下:     

论抗战时期成都的防疫行政与地方实践

抗战时期,成都瘟疫频发,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给城市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抗战的＂实际语境＂中,成都市政当局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的现代防疫行政,有效地防止了瘟疫的传播,稳定了大后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同时,因历史局限,成都防疫行政的不健全,影响了防疫效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     

1932年 刘长春单刀赴会

1932年7月31日下午3时,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开赛第二天,男子100米短跑预赛鸣枪发令。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中国选手吸引了众人好奇的目光。     

1938年资源委员会钨铁厂备忘录

钨是一种重要的国防工业原料,中国钨的储量、产量均甲冠全球。然而长久以来,中国没有自己的钨铁厂,资源委员会成立后,积极筹措建立钨铁厂,以期充分利用原料优势,使我国钨铁能占据国际市场。本组材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记录了资源委员会钨铁厂的筹备经过,涉及厂址的选择、技术的商讨、厂房的建造、设备的运输和安装、公安和福利事业以及经费的开支等诸方面,对了解抗战前夕我国工业的发展水平颇有裨益。     

政协贵阳市委员会50年回顾

政协贵阳市委员会,在中共贵阳市委的领导和贵州省政协的指导下,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