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兼论台湾省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

刘铭传以武将而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其一生之建树重在“事功”而非“理论”。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也曾就海防及其相关问题有过全面系统的论说，但其认识水平显然不及同时代之佼佼者。关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也是在领导抗法保台、建台的过程中逐步加深认识的，并以首任台湾巡抚之地位不遗余力地将其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开创了包括海防在内的台湾近代化新局面。刘铭传加速台湾建设、加强台湾海防的初衷是为了抵御日本的侵略，不料数年之后，台湾竞因北洋海防的崩溃而落入日本之手。这绝不是刘铭传个人的悲哀，实乃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略论刘铭传的台海防御观

刘铭传的台海防御观不是孤立的台湾海防,至少涉及如下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台湾海防与中国东南海防的关系,从台湾在东南海疆的位置,考察台湾对东南海防的战略意义;二是台湾海防与福建海防的关系,从闽台行政与地缘关系,考察闽台战略防御的相关性;三是海防与陆防的关系,从台湾防务的布局与内部结构,考察台海防御的整体性效用。刘铭传的台海防御观,是在日本和西方列强武力侵略的刺激下,立足台湾及台海地区,关照中国东南海疆,应对外敌入侵的积极防御观。     

沈葆桢与闽台海防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洋务派主要人物。同治六年(1867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任内8年,他主持马尾船政局创建、投产,历尽艰辛,完成了第一期造船计划。他重视培养海防人才,设立船政局前、后学堂,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专业骨干。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时,奉命入台巡视,以钦差大臣衔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积极调兵遣将部署海防战备,以实力挫败日本侵略野心。他致力于台湾开发建设,     

沈葆桢在台湾的海防经略思想

沈葆桢是中国近代海防事业的实干家。1874年5月,沈葆桢临危受命赴台抗倭,并为巩固台湾海防采取了诸多举措,其海防经略思想可为新时代我国海防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

清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研究海防地理的著名学者.他们认真总结了明代抗倭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主张加强岛防,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台湾、澎湖等岛屿对于祖国大陆所起的“屏翰“保护作用和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地区的侵略活动,呼吁加强海防.这些认识为清代前期的海防兵力部署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办,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商贸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浅谈澎湖的海防枢纽地位

澎湖群岛位处台湾海峡,包括64个岛屿和许多岩礁,总面积约12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320公里。其地理位置险峻,在东南沿海众多海防要冲的岛屿中,“最险要而纡回则莫如澎湖。”自古以来,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口流动中,其联系大陆与台湾的枢纽作用,无一岛屿可以替代。本文拟从军事上对澎湖的海防枢纽地位,以及在闽台海防史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做一初步探讨。     

关于我国边防海防建设的若干问题

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对边海防。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边境和沿海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我们应更新传统的边防思想,树立一种大边防观。科学、合理的体制编制是加强边海防的重要因素。要加强新时期边海防管理控制,在搞好边海防综合治理的同时,应该建立集中统一的边海防领导体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精兵与利器相结合才能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加强新时期边海防建设,应努力改善边海防武器装备。边海防军事设施是沿边沿海防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边海防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努力保护边海防军事设施。依法治边是建设现代边防的必由之路。加紧边海防法规建设,完善边海防法规体系．是当前边海防建设的当务之急。     

梁廷枏与地方海防通史《广东海防汇览》

清中叶岭南爱国史学家梁廷枏编撰的《广东海防汇览》是一部广东海防通史与专史。该书是一部具有个人著述性质的官修之书,它在资料收集上搜罗古今、综合公私,在学术视野上着眼广东而筹划全局。它既是一部经世致用的应时之作,也适应了清中叶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新变。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分路”问题探讨

明清时期,广东的海防部署依据不同的区域划分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分路"特征,即从元末三路分防的萌芽,到明中叶的全面成型,再到清代四路甚至五路的发展。关于广东海防分路的时间,本文认为早在元末已经出现,当时中路的虎头门、南头澳等地均是重要的海防要塞,明初的广东海防从无备到有备,实际上借鉴了元末的海防实践,而对于肇庆府在明清两代并不归属中路海防区域,本文也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元末到清末,广东海防分路的漫长发展演变不仅是海防部署工作的细化,更体现了明清两代区域海防工作责任的日益繁重。     

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为,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海及台湾的飒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俞大猷的“大知”与海防思想

俞大猷,一位明代历史上充满了军事智慧的将领;海防,一个曾经让中国人淡漠又为之饱受屈辱的名词。在明朝那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俞大猷曾经参与并部分领导了抗击倭寇的战争,形成了堪称"大知"的海防思想。提出了制海、固海、重军械等一系列战略思想,有些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价值。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从两次海防大筹议看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

正自1874年日本侵台引起第一次海防大筹议起,在甲午战前20年,晚清政府对于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经历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过程。作为身处近代国防、外交冲要地位的淮系集团领袖李鸿章,在两次海防大筹议中,尽可能利用其个人影响和本集团成员相呼应,通过诸般谋划、运作以及激烈的思想交锋,艰难而缓慢地推动着中国近代海防与海军的建设。期间种种曲折,足可作为今天的镜鉴。第一次海防大筹议与《筹议海防折》的产生     

牡丹社事件与清政府台湾海防政策的转变

牡丹社事件是指由八瑶湾事件所引起的日本出兵侵台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中日之间的外交交锋。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牡丹社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对台湾海防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

本书研究晚清不时期的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理清其演变轨迹,分析海防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顿挫的主要原因和客观原因,实事求是是评价其功过是非,总结晚清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海防建设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福建巡抚陈瑸与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陈瑸先后主政台湾、福建,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担任福建巡抚。其在灵活处理台湾海防与海禁的关系中,表现出极强的海防意识,并找到了有效的应对之策,清廷对其提出的策略多有采纳,对制定台湾海防策略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学界研究其治闽、治台期间事迹,多褒颂其为官之操行,甚少涉及其在台湾海防方面的功绩与贡献。通过梳理其主政期间所采取的海防之策,以及其对清廷海禁政策的灵活处理,可窥探康熙年间台湾的海防与海禁的关系和变化趋势,进一步理清台湾陷入两难困境的背后原因:一是与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关,二是与全国边防体系的部署有关。     

浅议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中的海防设施

本文在概述广东海防设施的主要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史料,对海防设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部分海防设施在保障古代远洋航行、对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军事功能的重要体现。海防设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除起到防务和保障作用,也起到船舶管理与征税的作用。     

甲申浙东海防图说

《甲申浙东海防图》,是清光绪甲申十年(1884)中法浙江镇海之战图卷。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爆发了中法战争。次年,法国海军进犯台湾基隆、福建马尾,转而北犯浙江镇海。“相持四月,他处胜负互见,惟浙全胜。”(朱孔彰《刘尚书秉璋别传》)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璋将这次浙东海战的过程,绘制成图。《甲申浙东海防图》共十二幅,每幅纵77．5厘米、横106．5厘米。图为绢本,设色山水,工笔人物,将作战双方列阵形势、紧要之处地名、营垒、军种番号、将官姓名,一一标明。并在每图上方空白处楷书题说本图内容。刘秉璋(1826一1905),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十年(1860)进士。先后入张芾、曾国藩军幕。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奏调刘秉璋入淮军,统领良子营,同太平军、东捻军作战。历任江西、浙江巡抚、四川总督。生平著述颇丰,种类繁多,凡24种、190余卷。《甲申浙东海防图》后由其子体智捐赠安徽省博物馆。刘体智(1879-1963),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是刘秉璋第四子,娶寿州孙家鼐之女。曾任清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总经理。1962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受业于长洲朱孔彰,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工诗文,精考据,旁通蒙古史。著速很多,富于收藏。《甲申浙东海防图》后,有刘体智请其亲朋林开谟、程学銮、高丰、黄葆戊、周善培等五人于1933、1950、1952年的题跋。今将《甲申浙东海防图》中的文字说明,先予发表,以期为中法战争和中国海战吏的研究,提供资料。     

王韬的海防思想

本文将王韬海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６０年代中期,７０年代中期,７０年代中后期至８０年代中期。具体、清楚地说明了王韬海防思想在这三个时期的演变,分析了这个演变与中外关系格局变化之间的联系,强调指出了王韬海防思想中“以战为守”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