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陈独秀认识李大钊的时间

关于陈独秀认识李大钊的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1914年。胡寄樵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一文认为“断然不会是1914年”,而应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其依据仅仅是陈独秀在民国十五年向葛康俞转赠李     

李汉俊脱党原因之我见

《炎黄春秋》1996年第2期姚松蛟的《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功与过》一文中说：李汉俊脱党,“从客观上看,他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屡遭打击,以致消极而自动脱党;主观方面,李汉俊组织观念薄弱,性格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痼癖（李汉俊语）,与陈、张意见不合,又不能采取正确态度,先负气擅自离开党中央,后又不参加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生活,以致被党除名。”我看过一本名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结局》的书,该书对李汉俊是这样说的：1921年“一大”后脱党,1924年被开除。他所以擅离党中央,是因为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     

周佛海日记透露的内心世界

1953年,包惠僧受毛泽东之命,写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回忆的结论是:毛泽东是“突出的天才”,包惠僧是“一个庸人”。那个时候,空气还不太紧张。包惠僧不经意间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他说:中共一大“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周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代理书记,并与李大钊并列!包提到这一段几乎被埋没的重要历史,对被盖棺论定为汉奸、同侪惟恐避之不及的周佛海来说,也不枉生前相交一场了。生活中的人际…     

答读者问

《文史精华》编辑部：谢志浩先生6月17日给贵刊来信（见贵刊11期）,就拙作《陈独秀与蔡元培》提出二个问题,现在答复如下。谢志浩先生所提蔡元培于1916年10月2日由法国马赛乘船返国,乃确凿史实。笔者所撰9月回到北京,为稿件誉抄时的错误,实感抱愧．谨此向贵刊及读者致歉．并向谢志浩先生致谢！至于“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无形中消失,陈独秀自此离开北大”。谢先生罗列了详尽的陈独秀离开北京的时间表,也是确实无误的。但是,笔者文中表达的是,北大改由教务长同的管理文理二科后,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已失,地与北大已无多大瓜葛。胡适也…     

中共建党前后的张申府

结识陈独秀、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1986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左下角刊载了一则并不引人注目的新华社消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党的老朋友张申府同志在京逝世。”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

任建树同志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本刊86年第4期,以下简称《考释》)是一篇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我曾多次认真研读,在感到获益良多的同时,也觉得其中有某些不足之处。今不揣浅陋,试言于下: 一、《考释》说:“顽石,陈独秀变成托派以后的笔名”。此说误。诚然,陈独秀在变成托派以后是使用过这个笔名,如1932年1月6日,他在他和刘仁静主编的《热潮》杂志第6期上发表的《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一文的署名就是“顽石”。但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他就已使用这一笔名,如1911年5月,他在《留日女学会杂志》第一号上发表《女学之必要》以及同年6月在《时事新报月刊》第一号上发表《禁米之必要》,署名都是“顽石”。     

陈独秀笔名补遗

任建树同志《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一文说:“根据以上统计,陈独秀一生共使过三十七个名字。”查作者在该文所列的三十七个名字中没有“致中”这个名字。陈独秀在1922年底至1923年曾多次使用它发表文章。如《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向导》第13期),《丧尽权利之鲁案协定》(《向导》第14期)、《统一的     

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陈独秀作诗甚多,佚者不少。如有发现,自当珍视。欣读《安徽史学》一九八五年第一期《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以下简称《“佚”诗》)觉名不副实,有补正之必要。一在“五四”以前,陈独秀(时名仲甫)的诗,在我国诗坛上负有盛名,在革命青年中颇有影响,如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六○年左右尚能一字不讹地背诵陈独秀在清末所写的《存殁六绝句》。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独秀已躬亲倡导白话诗,罗章龙说:“自一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新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两大口号。登高一呼,天下响应。１９１７年,《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要求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革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以言论激烈而领潮头之先。“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俄国革命问题蔚为风气,各种社团、报刊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邓…     

胡适与刘海粟交谊新考

正据刘海粟(1896-1994)晚年回忆称,他与胡适相识于1921年的岁末。这年12月,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受曾任上海美专校董,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之邀,北上讲学。到京后,因蔡患脚疾,入东交民巷的一所德国医院治疗,刘前去探望。"在医院里,我结识了李大钊、许寿裳、经亨颐、胡适、顾孟余、高仁山等新朋友……还遇到了当时的新派人物陈独秀,胡适便是他介绍给我的。"(详参《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300元生活费的来源

舒芜同志在贵刊２００１年第４期《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一文中,引陈独秀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致杨朋升的信云：“弟（陈独秀）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舒认为,“这每月三百元,是（北大）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津贴’？”皆不详。 据我所知,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贺昌群抗战爆发后,自杭州迁四川乐山从事著作。教育部仍令浙大每月寄贺先生生活费三百元,一直到贺至三台东北大学任教。由此联系到抗战时…     

百年红楼 惊艳再现——北大红楼主题展展陈工作回顾与思考

<正>北大红楼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曾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地,对推动全国范围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3月,北京市将北大红楼列为“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进行保护修缮,内设主题展和六处旧址复原。     

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正在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在北大校史展的"北大红楼"展板前面,他驻足细读历史文物,一件是1921年北京大学的校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募员启事;另一件是北大政治系学生贺廷珊的考试试卷,是他作答"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考题的答题内容,上面有李大钊的圈点与评语评分。习总书记认真读完这些重要的文物,对随行的同志说,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的确,陈独秀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并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革命论”,而     

我在苏联的风雨历程

1926年9月初,李大钊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主席名义,在北京组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考试,我有幸参加并得以通过。这年10月5日,经段纯、颜蔚辅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大”支部书记李国瑄的主持下,我在镰刀斧头旗下宣誓入党。在欢送赴苏留学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指定我为小组长。10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准备乘“得富利”号轮船赴苏俄。 经过长途旅行,我们途经海     

蔡元培与陈独秀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也已是个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老人。历经艰险、出生入死的他,对待生命的终结,再也没有那种惊恐、慌张的心态。但是,对于蔡元培的逝世,他却有着深切的哀悼和思念之情。当北大向他发出蔡元培纪念文章征集函时,他立即抱病撰写《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深情地回忆起两人近40年的交往经历,并抒发"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