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神话叙事结构的艺术转换与文学表现——由汉代“牛郎织女”画像石而引发的思考

牛郎织女神话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口头承传的话语形式（文本形式）和以星宿形象为依托的物象形式（画面形式）。缘于上述两种神话表现形式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审视牛郎织女神话,从而发现牛郎织女神话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由这种叙事结构所构成的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形式。上述叙事结构和依托这一叙事结构而构成的情感和情感表达形式,因缘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基础与情感认同而获得了汉代诗人的共鸣,并通过艺术实践和文学创作,构建了独具汉诗特色的诗性审美模式。至唐代,牛郎织女神话完成了向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的节俗形式的演变。随之,这种由牛郎织女神话的确立而建构起来的审美模式遭到“解构”,其所具有的艺术范式作用,也被唐代诗人所抛弃。     

旅游地理视角下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记忆是当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记忆与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潮"和"记忆转向"的兴起,记忆研究日益成为中西方旅游地理研究者的关注领域。本文通过对人文地理学中旅游相关研究中的记忆议题和研究方法的梳理,从记忆、物质景观与地方意义的感知,记忆、仪式与身份认同,以及旅游者的情感体验与地方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充满文化、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内涵的记忆地理问题发展脉络及独特意义,为国内旅游地理学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满族三女神造人神话与女娲造人神话比较研究

由于满族独特的民族构成,及满、汉间由来已久的民族交往,两族文化的异同倍受学术界关注,对神话的探讨尤为甚之。满族三女神造人神话与中原女娲造人神话均为"女神造人"母题神话,对此进行比较研究,辨析两族文化的异同,探究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困局与应对——对沂水刘南宅家族神话的一点看法

沂水刘南宅族谱里收录了较多家族神话,作为族群记忆延续至今,对刘氏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深远。这些家族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流传,与刘氏先祖的早期历史及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它既是对易代之际家族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局的应对之举,也是时代宗教文化现象和士人生活、文化惯习的直接反映。通过家族神话,刘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易代之际"移民""贰臣""父子殊途"所造成的身份认同困局,树立了刘应宾及其支脉在家族内外的政治权威,在其家族对当地进行文化控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战后日本满洲移民“记忆之场”的生成——以20世纪60-70年代原开拓团的建碑、祭奠活动为中心

1945年日本战败至50年代末,满洲移民的自身体验处于失语与沉默的状态。但在60年代,全国满洲开拓纪念碑的建立、《满洲开拓史》的刊行及定期举行的祭奠活动成为想起满洲开拓体验的契机,多元化的满洲个体体验被凝缩为集体记忆,以物质形式变得可视化。这种全国性的活动与仪式,作为一种格式化模式在地方社会的满洲移民相关团体中不断扩散、流通、复制与再生产,促使了满洲开拓的"记忆之场"的形成。     

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

神话主义为学者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神话传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传统的神话传承人相比,在神话主义的相关实践中,新式的神话传承人对经典神话的态度不再那么虔诚,甚至常常对神话展开解构性的改编与挪用。这种传承可以被命名为"祛魅型传承"。祛魅型传承对当代神话讲述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使当代神话呈现出一些新的倾向,即由一种独立的体裁变成特定群体日常交流的表达资源,并以传统为取向综合性地传承,只是这种传承、传播仍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传统神话传播的影响尚属有限。面对神话主义,学者需要充分关注袪魅型传承人的主体意识与诉求,并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此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

"天子地"是中国民间故事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借鉴文化记忆的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正统论"入手,尝试分析该故事类型作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如何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双重文化记忆,即"作为顺服的回忆"和"作为反抗的回忆"。而风水术数作为一种象征文化系统或知识—实践体系,参与阐释和传达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进而左右了中国人在"事生事死"活动中的历史心性、行为模式。     

论盘古神话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盘古神话从原始产生到形成相对丰满完善的创世神话,是南北文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结果。它在后世的流传情况是丰富多样的,它主要在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民间流传,形式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色,内容上或融合于各自的民族神话系统而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核。另外,道教的神仙传说也是盘古神话流传演变的一个途径。盘古神话体现出五个方面的文化意义。     

记忆文化的全球化？——记忆政治的视觉偶像、原教旨主义策略及宗教象征

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记忆政治在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一种重要手段。集体记忆现在愈发随变动的全球情境而变化。新形式的记忆政治具有“跨国”形象和“超国家”方式,呈现出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已在全球蔓延,无论欧洲、亚洲或美洲。它们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如互联网,传达着新的信息——往往是族群的和原教旨主义的。     

河南灵宝阳平“八大社”庙会与夸父神话考察

神话传说中的夸父追日,在河南省灵宝市形成众多的"神话遗址"。当地"八大社"的村民自称是夸父的后裔,每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举行纪念夸父祖先神的庙会,举办社火。与夸父被视作阳平的保护神一样,轩辕黄帝和蚩尤被地方民众认同为山神,他们在"文化叙事"即传说中是以地方保护神的面目出现的。文化叙事常常通过一定的方式形成社会的"合力",消解矛盾和纠纷,这是民间社会的普遍现象。     

探寻现代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

<正>在当下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神话传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探求这一问题,神话学者杨利慧带领着她指导的四位研究生: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历经十年,打磨完成了《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①一书(以下简称《现代口承神话》)。这本书值得用"厚重"二字形容,"厚重"不仅指其篇幅的丰厚②,也指体现在研究中的深刻思想与独到见解。全书以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为己任,对神话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神话的界定、讲述人的分类、神话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等等,进行了全新的思考。     

神话、传说与历史

本文旨在探讨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为此,文章重新启用和评价了爱德华·泰勒关于神话传说属于"原始文化"的概念,从而在理论上找到了由神话传说到历史的通道,因为在此概念下神话传说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都包含了构建史前史的要素。为了借鉴这些历史因素,作者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考察和解释神话传说的模式,即以"信史"或"真实的历史"为出发点,以信实性为衡量标准,将世界各主要文明的神话传说分成若干层次。作者认为,由于各种神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真实因素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特点,因此必须综合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才能对形态各异的神话传说进行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考察。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壮族"刘三姐"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想象空间的社会记忆相交融的文化符号。"刘三姐"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不同记忆主体的不同历史心性保留或舍弃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构了"刘三姐"的不同文化意象。而想象主体隐含的人类审美感知、审美体验与审美记忆的复活,是壮族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     

论苏雪林对中国神话学的学术贡献与反思

我国的神话学研究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而苏雪林作为西方人类文化学派传播理论的领军人物开始对楚辞的神话进行论证和梳理。不但融会贯通了中国"官方"与"民间"两大文化主流,而且且找到了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线索,进而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以及"中国文化亦世界文化之一支"的大胆发现。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其神话学贡献与反思的研究可以对苏雪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     

消失的迷宫:沂水刘南宅传说中的神话与历史

刘南宅是明清两代山东省沂水县最有权势的缙绅世家,长期以来它一直为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所笼罩。这个传说的起源与刘南宅四世刘应宾的一段遇仙奇遇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明清时期吕洞宾信仰在民间盛行的一个例证。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不仅透露出一个缙绅世家在帝国之下的崛起以及在近代转型中的最终败落,还涉及到一个地方性社会神话的形成和在现代世界中的"去魅"。作为历史过程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类型的社会神话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拥有的文化霸权的一种表征。     

生命的神话 生活的智慧--略论《指引生命的神话》

《指引生命的神话》是美国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的一本神话学文集。坎贝尔认为,在当下生活中,神话与宗教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尤其是对心理疾病的治疗和社会道德的匡正方面。他看到东西文明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但是他也坚持“单一神话”的理念,认为世界上多种多样的神话模式具有一致性。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本指导人生之路、提供生活智慧的心灵指南。这本书的翻译,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又一理论成果。     

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从沂南汉墓画像中“羽人”与“大傩”的讨论谈起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出版后,孙作云先生与曾昭燏先生就沂南汉画像中的"羽人"、"大傩"等内容和汉画像基本思想进行了讨论。讨论不仅反映了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而且揭示了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需采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     

论古代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的影响——关于奥西里斯和基督的比较研究

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分别是古代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中的重要神话。它们之间在五个方面具有相似性：两个神话都能够被划分成三个部分或阶段：秩序的创造,英雄的出现和完美秩序的回归;两个神话在秩序创造阶段的内涵是一致的;两个神话的第二阶段具有相似的英雄出现的过程;两个神话的结局部分,也即完美秩序的回归,在其终极理想上具有同一的特征;两个神话基本的寓意是相同的。由于两个神话的可比之处是如此之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也无法对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明确的评估。     

台儿庄古城的重建:记忆重构、公共记忆与国家话语

"记忆"是近20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备受瞩目的概念。根据记忆理论,记忆可以"圣化、选择、复旧、抹消",它的本质是可塑性。记忆是有层次的,如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并可以互相转化。台儿庄古城的重建,就是对台儿庄原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记忆重构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这一过程让台儿庄形成了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台儿庄古城既是新的集体记忆形成的标识,也对其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集体记忆借助国家话语经过了向国家公共记忆的转化和升华,台儿庄古城也由此获得了崭新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关于这种现象,应该超越对其本真性的探讨,洞察其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生成逻辑和建构过程,以揭示文化传统的传承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