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民俗学的人文学学科特征

“民俗学：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这个话题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其实关系到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百年来的学科地位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     

中国民俗学思想发展的道路

作为现代科学的中国民俗学,从1918年正式诞生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90年当中,民俗学的研究活动曾发生过多次中断或者目标转移的情况,前前后后参加进来的学者们对于学科性质和研究方向的认识也多有不同,因此,如何梳理中国民俗学整体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就成为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热点回顾与现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民族志研究、都市民俗学、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努力,民俗学逐渐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转为一门阐释性的学科,"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前台,学科的伦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表现为学科发展不平衡、重个案研究而轻理论建构、囿于旧范式的窠臼、重视当下而忽视历史等。此外,民俗学在实践领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中国民俗学的新时代: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

民俗复兴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的民俗学顺势而为,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中国民俗学的多方面学术积累进行一次定性评估,有助于达成一种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总体认知:中国民俗学已然完成一次理论转向和方法更新,已然与所处的社会全面建立起一种新的积极关系,其潜在的发展趋向已经清晰可见,相较于以前的文史性的遗留物研究,中国民俗学已经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并内生出成长为一门关于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的趋向。我们认识到这一趋向,并确认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的目标,将为中国民俗学开创一个新时代。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城市民俗学的方法

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认为城市也应该被列入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中去。由此可以看出在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中很少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对历史较浅的城市,几乎没有进行过民俗学的综合调查和研究。     

考古学与民俗学

(一) 考古学与民俗学,乍一看来是两门互不相关,各有独自规范的学科领域;考古学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与发掘,并运用地层学、类型学以及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专门研究古代人类物质遗存的内涵性质及时空关系,并进而探讨古代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过程的一门人文科学;而民俗学则是以人们在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通过语言与行为所世代传承的各种民俗文化事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科学。就此而论,在考古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基本的差别,除了研究对象领域的差异之外,在研究方法与技术上,在各自学术传统的背景上以及在理论分析的框架上,也都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一般地说,考古学只对     

美国民俗学

美国民俗学从社会学、神学的研究开始,受到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原始民族印第安人等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遗留物的研究。其早期阶段,为进化学派的民俗学。代表人物为神学家森纳尔(William·G·Sumner)。森纳尔由人类学扩展至民俗研究,开始了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史。他所出版的《民俗学》(1960),树立了狭义民俗学的概念,他指出“民俗是由人们某些不断重复的、经常的小动作,以及人们之间按其同一方式、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

＂表演理论＂是20世纪70至90年代国际民俗学界的主导性理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民俗学与语言人类学两个学科范畴。本文简要介绍这一理论被更新与推进的历史过程,描述了＂表演理论＂之后欧美民俗学的研究趋势。     

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

由钟敬文先生担纲主编,萧放担任副主编的《中国民俗史》终于出版,实现了钟老生前的宏愿。这部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被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确定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标志成果,说明目前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学科地位得到提升特别是在当前全国出现非物质文化保护热潮的时刻,它的出版,具有检阅博大精深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史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评《中国民俗学概论》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杨成志曾撰有《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一文,介绍西方民俗学的三大学派,即运用“历史和地理”的研究方法,以“口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为显著的人文学派;用人类学理论方法研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