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伏羲庙明嘉靖壬辰《重修伏羲庙记》考释

天水伏羲庙作为官方祭祀太昊伏羲氏的宗庙之一,在国内颇具影响,其祭祀规范形成于明代。本文选取伏羲庙现存明嘉靖壬辰《重修伏羲庙记》碑,在对其碑文内容考释的基础上,就碑文中涉及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作进一步考证,以厘清明嘉靖时期天水伏羲庙的沿革和伏羲祭祀活动的基本情况。     

上杭县文庙祭祀礼器探讨

上杭文庙始建于宋代,明代重建,是福建省保存较完整、最具特色的文庙。从宋代开始至民国时期的数百年间,上杭文庙作为汀州代表性的祭孔场所,经常举行祭祀孔子活动。上杭县博物馆保存有各种制作精美的祭祀礼器,是研究我国祭孔礼仪的重要资料。本文对这些明代铜制礼器的传承、种类作了深入的探讨,对于研究我国文庙祭祀礼仪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番禺沙亭屈氏家族南海庙施田考

南海神信仰与祭祀在广东地区具有独特地位和影响力,作为其主要载体,南海庙是官方与民间祭祀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番禺沙亭乡大族屈氏借施田的方式介入南海庙日常管理,并将其作为本宗族家庙,使宗族势力进一步扩张。由明入清后,由于战争带来的秩序破坏与重建,沙亭屈氏已不复明代之盛。在此背景下,为增强宗族凝聚力与影响力,沙亭屈氏加强宗族历史与源头的追述与构建,反映了明清时期官府、民众与地方宗族围绕南海庙的争夺与博弈。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析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祭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新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簪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徐渭撰马水口“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考

河北省涿鹿县马水口村关羽庙遗存着一块自名为"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记"的明代石碑。这块石碑是由徐渭撰写碑文,李如松所立。本文通过对碑文内容的考释,分析了明代马水口长城建置、边防问题中的马政等,提示了明代军人崇信关羽的情况及原因。同时论文也反映了李如松早期军事活动情况及其思想性格以及徐渭与李如松的交往等。     

明代贵州军屯浅论

在中国历史上,军屯是一种通过军事编制把劳动力与土地相配置从而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从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三方面来立论下笔。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军屯问题为视角,主要从明代贵州卫所旗军数、明代贵州军屯生产两大方面来探讨明代贵州军屯的历史状况,通过对明代贵州军屯研究一丁点肤浅的探析,以期对明代贵州教军屯能有个一般性的了解。     

中国明代祭祀礼仪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以当代韩国秋夕茶礼为例

韩国的秋夕节既保持了家庭团圆的主题内核,也传承了中国明代儒教影响下的家族祭祀。在翔实记录当代韩国秋夕家族祭祀礼仪的同时,与《大明会典》中的相关祭祀礼仪史料作对比研究,能充分显现出当代韩国秋夕茶礼对中国明代祭祀礼仪的传承,反映中国明代儒教思想和礼仪制度对韩国的深刻影响。     

辽宁北镇庙现存碑刻调查、整理与研究

辽宁北镇庙内现存元明清三代碑刻共56通，其中元代碑刻12通、明代碑刻15通、清代碑刻29通。庙内碑刻多数记祭祀之经过，此外还涉及封山、修庙、游山等诗文、纪事，为还原与解读元明清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且宝贵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实地调查北镇庙现存元明清碑刻，现场拍摄原碑及拓片，集中说明庙内现存碑刻信息，遵照原碑，比对众方志所著录的北镇庙碑文，集中汇校，查缺补漏，尊是黜非，继而探析碑文之意，发掘其历史价值。     

明代告祭仪略论

明代告祭仪式是国家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说,告祭仪式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前者在正祭仪式之前或之后举行,是常规祭仪的一个环节;后者因时因事而举,内容更为丰富,主要包括因新皇帝登极,出征与凯还,营建与修缮,建制与改制,藩王之国,册封,奉安神主与祔庙,节庆与忌辰,禳灾与告谢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告祭的方式有皇帝亲祭与遣官告祭两种,以明代登极告祭仪为例,可见其从亲祭到遣官的变化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象征意义。明代告祭仪式的基本内涵是"告诉"与"祈禳",每种告祭仪式的涵义又常常是复合的,应配合其他典礼仪式,理解其象征意义。     

曲阳北岳庙发现元代祭祀遗物

2004年,在曲阳北岳庙院内德宁之殿西北角出土了80件元代瓷碗及宋代铜钱1枚。经考,这批瓷碗是元代北岳庙祭祀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物,为我们研究北岳庙的祭祀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蒙古袭来绘词》所绘元代的旗鼓

正关于元代的旗鼓问题,中外学者关注较少。以往的研究只关注蒙古的神纛,即苏勒锭(sülde)及其祭祀问题。元代的文献记载或图像资料中,有反映蒙元时期神纛的情况。但是,对元代战旗的描写或绘图比较少。因此,古代的蒙古人及其所建立的元朝、四大汗国等,出征时祭祀和使用的是神纛还是另有旗帜,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运用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蒙古袭来绘词》所绘元代旗鼓的真实面貌。通过《蒙古秘史》记载,认为成吉思汗出征乃蛮时所祭     

先农坛 以北京古建博物馆的名义

北京的坛庙太多,最出名就是天坛,另外,城东有日坛,城西有月坛,城北有地坛．城中有社稷坛和太庙,都是昔日皇帝祭祀之所。这些都是向游人开放的,而同样是皇家的坛庙,为什么都开放着,惟独先农坛始终封闭着呢?它有什么特别的?说开放了,却不是以先农坛自身的名义,而是以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名义。这座与明代的北京城同时建起来的先农坛究竟是怎么回事?得去看看。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辽代皇帝祭祀先祖行为分析

依据《辽史》记载,对辽代皇帝祭祀先祖的行为进行统计,包括辽历代皇帝谒陵、祭庙、奉安石像等行为。辽代为死去的帝后设殿,各有其名,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该帝(后)之庙,故此辽代皇帝谒某殿、至享于某殿、拜御容于某殿,均属于其祭祀先祖的行为,也一并进行统计。通过对辽代统治者进行此类行为的频次、对象、间隔时间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从而试图对影响辽代先祖祭祀活动诸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同时通过统计,对辽代先祖祭祀中,庙祭与墓祭的地位差别,以及先祖祭祀与祭山、祭水等行为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考察。     

对孔庙祭祀乐器管理与利用的思考

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孔庙有着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等称呼,其中文庙的称呼较为普遍,其乃历代儒家学子的朝圣之地。孔庙里一般存有诸多的藏品,其中包括祭祀乐器、礼器等。本文以北京孔庙为例,阐述笔者对于国内孔庙所藏祭祀乐器管理与利用工作的思考。     

“世家”解

“世家”——世世永祭之庙。西周以来,礼制规定诸侯五庙——始祖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父庙。后四者为亲庙,前一庙为始庙。亲庙每世一迁,四世之后即行毁轶,不再祭祀;而始庙则世世永祭,因此得称“世家”。孔子受世世祭祀、陈涉被明令置守冢三十家,因此他们均享有世世永祭之庙,他们都被列入了“世家”。     

明代藩王墓内设祭现象研究

根据已有考古资料分析,明代藩王墓室内存在祭祀情境。常见的祭器有香炉、花瓶、烛台以及一些日用器型,多设案桌供奉,祭祀对象是墓主。祭器在整个明代藩王墓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且常因墓葬被盗扰而不易辨认。这些祭器及其组合与陈设方式,证实了明代藩王墓内设祭现象的存在。至少一部分祭祀行为应该和“赠礼”有关。     

清雍正初年卫所制度的大变革

清雍正初年卫所制度的大变革罗远道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组织。因为大部分卫所管辖一块地盘,他们对辖区内军、旗、舍、余征收的子粒同行政系统的州县征收的赋税在数量上和方法上相距甚远①,力役制度也有很大差别。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