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浅谈乡规民约在乡村善治中的作用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本文主要是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对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在分析乡规民约的自身优势和重要性后,进一步剖析乡规民约在乡村善治中的作用,即促进基层依法治理,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化解民间纠纷及矛盾,维护乡村治安,推进移风易俗,传承良善文化。为此,我们应当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乡规民约与乡土社区建设论坛”综述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乡土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些仍然延续到当下,并且具有维系秩序、凝聚人心、实现认同等多种社会功能。但当前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城乡人口差距不断缩小,乡土社会日益萎缩,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也在城镇化推进和现代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随着乡土环境的破坏,乡规民约是否仍然具有价值?有何价值?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怎样?乡规民约     

清代山西碑刻中乡规民约的“约”与“罚”

<正>乡规民约是清代山西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民间法,其中,它的核心规则是"约"与"罚"。在对乡村村民规定了种种的"约定、规则"外,还在民约中明确了处罚的规则。而这种"罚"又有详细     

乡规民约与农村立法的整合研究

市场经济的运行促使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这使得传统的乡规民约在民间的作用逐渐削减。而农村法律与乡规民约的目的均是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这种目的的同一性也决定了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整合的方式达到双赢的效果。在分析了乡规民约与农村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者整合须具备的要素并探讨了整合的过程。     

驻村工作队与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基于乡村“公”、“共”、“私”三分领域的治理理论，以G省F贫困村为例，运用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F村实证特征和问题分析，探讨政府（驻村工作队）与社会（乡村精英）互助作用下的乡村治理特征。研究指出，驻村工作队代表政府权威，领导并协助村两委工作；新乡贤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驻村工作队在项目确定、资金使用、村庄发展等方面协商互助，降低治理成本；村两委则以维持乡村生产、生活秩序为主，并领导/协助新乡贤参与村中事务。总体而言，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代表上层政府的外部政府权威，乡村精英代表乡村内生权威，二者作为“中间者”在乡村层面协作互助，实现“上、中、下相结合”的较为均衡的乡村治理。     

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一、乡贤与乡村治理 在古代,王权政治只管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通过自治的方式,以及乡规民约实现有效管理,体现的是宗法制度与儒家思想.传统乡贤社会与乡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制度、乡绅、乡约(如北宋吕大钧返乡后与乡民订立《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学、私塾(村塾)、义学、义庄、义仓.     

新中国乡村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正确地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不断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是乡村治理的根本制度保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的指导、引导、协调和服务功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文化在维持农村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努力方向。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乡村文化视域下乡村道德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乡村道德水平是治理乡村、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我国乡村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在乡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稳步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精英研究进展与展望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乡村精英概念、类型、演变历程三方面讨论的基础上，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的逻辑性，系统评述了乡村精英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的作用机制，并梳理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隐忧。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存在明显的学科“烙印”，研究议题有待丰富。因此，未来研究应开展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强化多源数据量化研究，立足中国乡村社会实践，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议题。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伴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社区的不断收缩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治理也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的趋势。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然而,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困境,影响甚至阻碍了农村社区的发展。为此,乡村精英的培养显得曰趋重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

进入新时代,国内基本矛盾发生改变,振兴乡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已经占据战略发展的重要位置,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是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实践与理论逻辑存在较大的偏差、治理工作比较零碎化、乡村文化异化和治理人才短缺等问题都加大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伴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社区的不断收缩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治理也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的趋势。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然而,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困境,影响甚至阻碍了农村社区的发展。为此,乡村精英的培养显得日趋重要。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