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的“新国民运动”

1942年春天,汪精卫得意洋洋地乘坐他的“海鹣”号专机到苏州视察“清乡”,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为了采访新闻方便,要我陪同他乘汪的专机同赴苏州。汪精卫对伪军和民众集会的演讲,除了反复“大东亚战争”、“东亚共荣圈”一套卖国滥调以外,还有一些企图整顿伪区内军心民心的言词。     

早期汪精卫对日政治心态述评北大核心CSSCI

早期的汪精卫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帝制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其间汪精卫对日本的政治心态有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孙中山的引导、知识结构的变化及实践活动,与汪精卫对日认知和活动密切相关。     

早期汪精卫对日政治心态述评

早期的汪精卫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帝制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其间汪精卫对日本的政治心态有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孙中山的引导、知识结构的变化及实践活动,与汪精卫对日认知和活动密切相关.     

30年来中国大陆汪精卫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关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研究资料,同时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汪精卫生平传记陆续问世,另外在北京还召开了两次以汪精卫和汪伪政权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些都推动了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研究的良性发展.近3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汪精卫的方方面面都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者们发表的有关论文及论著来看,对汪精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大革命时期的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汪精卫的人际关系、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等几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修正了不少学术观点.然而,在中国大陆的汪精卫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冯玉祥抗战时期在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是冯玉祥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他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趣闻轶事。痛斥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陪都重庆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汪精卫叛逃事件。这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携带妻子陈璧君以及同僚曾仲鸣、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卖国宣言“艳电”,积极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次日(12月30日),汪精卫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四点希望”,公开劝国民党与日本侵略军谈判,共同反共。在谈话中,…     

南京国民政府对汪精卫财物的接收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自任伪政府首脑,周围聚集了大批亲日分子。汪伪政权统治下的国民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被剥夺了民族和人格的尊严,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为     

灵谷妙联唾骂汪精卫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背叛祖国,投靠日本人。1940年3月,在日军扶持下,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政府。伪南京市警察厅长申省三为了求荣卖乖讨好汪精卫,特地赶到灵谷寺,强要当时的楹联名家灵谷老人为其撰写一副贺联,未料遭到灵谷老人万般推辞,可申省三硬是死皮赖脸不走,老人无奈,只好提笔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汪精卫就职典礼完毕,申省三便得意地将这副贺联展现于厅堂,以此博得汪精卫的欢心。     

高僧撰联讽巨奸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其日本主子的扶持下,导演了一出伪中央政府还都南京的大闹剧。为了附庸风雅,汪精卫授意手下的大小头目大肆撰写贺联、贺词。一时间伪中央政府的大礼堂里挂满了各种贺联、贺词。不用说,这些对联、贺词都是阿谀奉承之作。 当时任南京警察厅长的申省三,为讨汪精卫的欢心,软硬兼施,强逼灵谷老人题写一副对联。灵谷老人是灵谷寺的住持和     

汪精卫与陈璧君同床异梦

正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历史定位早已盖棺论定,世人皆知。鲜为人知的是,长期以来,汪精卫与陈璧君貌合神离;陈璧君是个一辈子单相思,被汪精卫"精神遗弃"的弃妇,而汪精卫却是一个"用情专一"的"情种"。读者朋友可以通过这个故事,了解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另一面。一、陈璧君苦追汪精卫1907年春,汪精卫与胡汉民从日本赴南洋为反清革命奔走呼号。汪精卫是个雄辩家,他口若悬河的即兴演讲在南洋各地掀起一股强劲的"汪旋风"。当汪精卫在马     

浅析抗战期间汪精卫的叛国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走上叛国降日之歧途,是特定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浅析这种必然性的原因,首先,汪精卫在个人性格影响下产生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是内因;再次,周佛海、陈璧君等的影响,与蒋介石权利之争,日本的"诱降政策"等条件是外因。汪精卫叛国降日正是以上几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透露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几首诗

汪精卫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已是铁定无疑的了。即使近年来学术界翻案风颇为流行,也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而为汪精卫翻案。可是20世纪30年代并非如此。那时候,旧中国不少青少年还对汪精卫有着英雄崇拜的思想。起因不但是汪精卫跟随孙中山闹革命,而且崇拜汪精卫的儒雅和才气。1935年冬,山东《民国日报》曾刊载汪精卫四首五言诗。诗曰:     

南京图书馆所藏汪精卫著述考录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以号行。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汪精卫是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是汪伪政权的首脑,而南京则是汪伪政权的所在地和汪精卫的重要活动场所。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由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演变而来的南京图书馆,在收藏汪精卫著作方面拥有了较大的优势,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汪精卫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著述。本文就南京图书馆所藏汪精卫著述作一粗略勾勒,以弥补文献研究之不足,同时也供研究汪精卫思想演变者参考。本文所述汪精卫著述,仅限于成书者,包括其政治言论、诗词辑译等,依出版时间前后著录,时间不确者考列于后。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中山舰事件三题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因病“请假”,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过了几天,汪精卫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作为“总理信徒”的汪精卫

客观来说,汪精卫的一生应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作为“总理信徒”时期的汪精卫,一是作为汉奸的汪精卫,本文要讲的是汪精卫闪亮的前半段生涯。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周佛海南京受审始末

周佛海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风云变幻人物。他曾作为信奉共产主义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摇身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抗战期间,他和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最终同汪精卫一起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其一生可谓投机善变,朝秦暮楚。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佛海遭软禁,在全国民众及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对周佛海在南京进行了审判。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