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

1836-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演变具有直接联系。邓廷桢在1836年一度拥护许乃济提出的弛禁鸦片贸易的建议,并为此作了积极准备。在清廷决定实施严禁政策后,邓廷桢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执行道光帝的谕令,对冷仃洋鸦片趸船打击不力,但在切断内地鸦片贩子与鸦片趸船联系方面的努力却收到可观的效果,使持续多年的鸦片贸易模式遭受重创。这一结果却使得外国鸦片贩子加速寻求向中国东、北部沿海贩卖鸦片,并导致广州内河鸦片走私活动的复活,鸦片问题在总体上显得更为严峻。受到政治压力的邓廷桢利用因义士贩烟事件,迫使广州外侨总商会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与其达成禁止广州内河鸦片走私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因清廷决定派遣林则徐赴粤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告终结。     

美国对华鸦片从走私到公开贸易的演变

美国对华鸦片输出经历了鸦片战争前、五口通商时期及《天津条约》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三个阶段.从美国进行土耳其鸦片的行销开始,美国就开启了对华非正常贸易的道路.相比英国,美国鸦片走私时间晚、质量次,但鸦片走私的速度与影响力一点不弱于英国.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以支持鸦片走私的态度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此后,美国国旗成了掩盖鸦片走私的最好保护伞.18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及工业资本在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国商人逐渐将在华资本回调到国内参与经济建设,活跃的美国商界先驱与鸦片走私逐渐淡出中国市场.     

读牟安世同志著《鸦片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牟安世同志的新著《鸦片战争》,它是建国以来关于鸦片战争的一部篇幅最大的专著。全书三十余万字,上起十六世纪鸦片的输入,下至《南京条约》签订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比较完整地为读者提供了这一战争的全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鸦片问题,是引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然而,在结束战争的条约及随后签定的商约中,除了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清朝政府赔偿鸦片费六百万元外,中英双方对今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地位并没有任何规定。 对这一奇怪的历史现象,我国史学工作者曾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比较简单。在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英国国内的形势以对英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态度作出解释,并根据英方档案对中英鸦片交涉过程予以说明.笔者认为,揭示这一段长期晦暗不明的历史,是了解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的全貌所必不可少的。     

两次鸦片战争比较教授法

两次鸦片战争比较教授法黄敏认真分析比较“中英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课,不难发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中英鸦片战争的继续,同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罪行史的一部分。两起战争皆因鸦片而起,都以清政府丧权辱国为结局。它们不是孤立的,是有...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 “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 "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 "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 "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     

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

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通过系统阅读英国议会文件,并参考中文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参与向中国官员施加压力的英国官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又有外交大臣;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对华外交方针和政策。     

从中英茶叶贸易看鸦片战争的起源

追寻19世纪鸦片战争的起源,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茶叶贸易。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使得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影响了其国家财政收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默认东印度公司从事鸦片贩卖。鸦片贸易不但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健康,而且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钦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英国商人不甘心鸦片被没收,遂想尽办法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确保自己的利益。一场由茶叶贸易引起的鸦片战争遂拉开了序幕。     

开拓中国禁毒史和毒品史的研究──近几年几部有关史学著作述评

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的研究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其中有些著作已成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时常征引的史料。但总的来说,对中国鸦片、毒品史和禁烟、禁毒史的系统完整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近年来,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三位先生合著的《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苏智良先生的《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和王宏斌先生的《禁毒史鉴》（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等著作相继出版。他们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使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由于对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视,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夕的鸦…     

林则徐与左宗棠的忘年之交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的时候,左宗棠还只是一介书生,远在安化小淹前已故两江总督陶澍的家为塾师。但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学派的知识分子,平日广读典章史籍、舆地、兵书,对于天下大事,有较多的了解。早在鸦片战争发生前7年(1833年),他赴京应试,将途中所见所闻写下了著名的《燕台杂感》七律八首。其中第四首写道:     

法国与鸦片战争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止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且美、西、荷、葡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密切注视这场战争的动向,作为英国的邻居、同时也为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也不例外,频频派遣使团来华,调整对华政策。本利用法档案和相关献资料,对鸦片战争时期法国政府的动向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具体揭示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说明拉萼尼使团的来华、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影响力因此扩大,这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国民拒毒会反对鸦片公卖史料一组

中华国民拒毒会1924年秋在上海成立,王景岐、黄嘉惠是该会中的骨干。其宗旨是“宣传、教育、调查及督促政府实施戒烟法律”,“共谋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及制止国外鸦片一切复制品之输入”。其30年代抵制政府鸦片专卖的活动曾轰动一时。本组史料所反映的即是这一历史事件。     

Das Opium des Volkes

G. J. Cuming and Derek Baker (Eds): Popular Belief and Practice: Papers Read at the Ninth Summer Meeting and the Tenth Winter Meeting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xii+331. Derek Baker (Ed.): Schism, Heresy and Religious Protest: Papers Read at the Tenth Summer Meeting and the Eleventh Winter Meeting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xV&Plus;404.     

严复与鸦片

通过分析严复的英文日记和账本等史料,可以得出严复至死未能革除吸食鸦片这一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舒缓病痛;严复自入仕以来收入颇丰,吸食鸦片的开销只是占家庭开销的一小部分而已;鸦片影响严复仕途发展说不能成立。对于仕途不顺的根本原因,当事人自己的反思是最深刻、最合理、最可信的。严复晚年在与亲友的书信中,将早年的仕途多荆棘归咎于自己以前桀骜不驯、率性而为、好论人非,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吞食早年种下的"恶果"。     

英国鸦片商、外交官与中国清末禁烟运动——以第二次《中英禁烟条件》谈判为中心

1910年,江苏、浙江和广东省的牌照捐有的刚刚实施,有的甚至还在制订过程中便成为英国鸦片商和外交官干涉中国禁烟运动的口实。在鸦片商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不顾人间道义,向中国政府发出一次次抗议。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借中英两国代表谈判禁烟之机,试图阻挠中国的禁烟运动,设法延长在华鸦片贸易时间。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下,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其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立场和政策,但在谈判桌上却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辛亥革命与禁烟运动

清末禁烟新政虽然卓有成效,但却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命运,反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自然也影响到了正在进行的禁烟运动。辛亥革命初期．由于政局动荡,禁烟运动受到了阻碍;而革命政权一旦稳固,中央及各地革命政府便立即将禁烟提上日程,雷厉风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发展。袁世凯窃国后,因辛亥革命的成果尚留余波,故禁烟运动仍能继续发展。而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旦被破坏殆尽,陷入军阀混战,则禁烟运动便沦没于无形之中。革命固然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阵痛,但却能使整个社会得以新生,而否定革命成果,则必然为社会近代化进程带来莫大危害。民主革命与社会近代化建设之辩证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