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思考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号召,“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人们反思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笔者认为,这是把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列宁对这一学说的发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针的理论依据。本文在对理论源流加以考证的同时,分析了阶级斗争在实践过程中的扩大化、长期化现象与这种理论及其历史命运之间的关系,从而尝试为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经验教训,寻求理论上的解释和认识。结论是:如果不能完全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那么建设和谐社会便是空话。     

在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揭牌仪式上的致辞

正(2018年8月14日)尊敬的王伟光主任,李培林副院长,孙东生副省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知青朋友们:在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之际,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揭牌仪式隆重举行,这是黑河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我代表黑河市委、市政府,向前来参加揭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知青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     

"社教"运动再析

20世纪 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一定范围的实践 ,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波折。“前十条”、“后十条”及其修正案以及“二十三条”是指导运动开展的重要文件。由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指导下 ,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做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全党搞经济建设的注意力 ,但总体上看 ,社教运动的错误还属于局部性质     

认真作好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他们披荆斩棘,勤劳勇敢,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祖国各地,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物。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物,生动地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几千年来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光辉业绩。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的教导,认真作好历史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专业工作者应当这样做,我们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974年4月13日,我和社员郑国双,还有我爹赵文山共三人,在叶茂台村西山坡地上劳动时,在地里发现了一些青灰色的大     

记载习俗的求真存实——审稿读志随感

在志书如何记述民间俗尚这一问题上,反映了修志人员受“指导思想”变化的影响而摇摆不定的背景。首轮新志编修中,修志人员对于社会习俗如何记述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一是长期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还未松懈．事物性质非得划清大是大非,非此即彼．不是革命的就是反动的,[第一段]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外学者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了一批论文及专著,整理和公布了许多资料,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关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问题、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对知青"返城风"及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原因等等,这些都有待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在研究中还存在资料收集困难、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方法单一等困难与不足.     

想起了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读章诒和女士的新作《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见《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7期(A)等杂志),不禁想起“文革”初期对他的批判。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我们这些初中尚未毕业的红卫兵能批他个什么呢?无非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鹦鹉学舌;着重批的就是他的“让步政策论”。翦伯赞是老共产党员,服膺马克思主义,自然相信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他的理论创新在于,试图解释这阶级斗争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他说,每次农民革命战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生产力发展,     

多元化塑造和谐

2004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词是“和谐社会”。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词典中不容易找到关于和谐社会的定义。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在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有了新的政治语言符号,如“市场化”、“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等,但支撑这些符号的理论架构并没有出现。“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在那个看起来没有斗争或者只是一方斗另一方的年代里出现,而在这个真正有了冲突的年代里,人们似乎会想起“阶级斗争”这个尘封在记忆中的词汇。但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却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也许,“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恰逢其时。人们要问:什么是和谐社会?我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     

古朴的风采

素有文献名帮之称的建水县城里,有一座有近六百年历史被誉为滇南明珠的迎晖门。迎晖门座落在古城的中心,巍峨的城楼下有精巧玲珑的花园,是居民们休息消遣的场所。周末晚上,我漫步至迎晖门下,忽然,从那雪亮的华灯之下的人群中飞出一句彝族白话腔:“今晚得松闲——聚拢来跳弦。”哦、要跳烟盒舞了。我兴致勃勃地向人群走去。怀抱龙头月琴的是我熟识的彝族白大爹,他年纪已花甲有余了,还是那样精神抖擞,乐呵呵地调着四弦的音调。他身旁站着     

主题阅读(亲情)二篇

阅读训练一:父亲的爱■(美)艾尔玛·邦贝克爹不懂得怎样表达爱,使我们一家人融洽相处的是我妈。他只是每天上班下班,而妈则把我们做过的错事开列清单,然后由他来责骂我们。有一次我偷了一块糖果,他要我把它送回去,告诉卖糖的说是我偷来的,说我愿意替他拆箱卸货作为赔偿。但妈却明白我只是个孩子。我在运动场打秋千跌断了腿,在前往医院途中一直抱着我的,是我妈。爹把汽车停在急诊室门口,他们叫他驶开,说那空位是留给紧急车辆停放的。爹听了便叫嚷道:“你以为这是什么车?旅游车?”在我生日会上,爹总是显得有些不大相称。他只是忙于吹气球,布置…     

插队的日子

与风搏斗1965年9月25日,我们益阳市35名下放知青,被集体安排在沅江县复兴公社富民大队十二生产队。十二生产队是因知青集体插队而组成的,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为新建队。贫下中农用泥砖竹木芦苇和稻草为我们知青盖了房子。大屋子有十多间房,上面盖着厚厚的稻草。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只知“八月秋高风怒号”,把大诗人杜甫的茅屋吹破了,没有想到春天里也刮大风,险些把我们的草房给吹倒了。那是1966年2月20日,我们知青正在排练文艺节目。将近中午时分,突然狂风大作,地上的枯草灰尘随风翻卷飘荡。屋顶的稻草像书页一样一层     

文革期间,一场地主与富农的逃活"角斗"

这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故事。文末的"我"在沉思,读完这篇文章的我们,难道不也需要沉思?1971年3月,作为一名富农子女,我被生产队长"挑选"到远离老家70里的"下川东"(今渝东)奉节县犀牛冲修水库。那时,中国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闹得如火如     

我在晋中公学的军旅岁月

正一1948年平遥解放后,我几经辗转到了北平当了几个月屈辱的流亡学生,后来我经过一位警察的直言指明,决定弃暗投明。于是,我和同学郭生旺决定和做生意的平遥人回乡。我们预先定好路线,定好时间在天津相聚。郭生旺路费不足,我在天津取了爹生前的遗物卖了,另有爹的抚恤费,并借给郭生旺路费,找到那位平遥生意人(我爹死前为天津市税务总局财务处主任,后来因为患肝硬化,     

制造"十万":1963—1966年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人数与历史记忆

长期以来,1963—1966年上海有十万名知青支援新疆的史实一直存在,并不断被书写、传承.事实上,这种流传是一种基于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综合而成.在此过程中,计划性的人数与实际安置人数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最终造成人数上的不统一.不过,就当时的动员、宣传而言,计划的人数往往更会被肯定,并在各类宣传报道中将其模糊化(扩大化),从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其实,随着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开展,其人数一直在变动,这无疑会影响最终人数的统计.显然,基于各类档案文献所计算出的人数只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数,但并不会代替"十万"这一历史记忆.这种基于历史过程的记忆更富有某种象征意义,代表了上海知青支援新疆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历史上阶级合作的特征及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在对阶级社会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着力探讨的是阶级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事物矛盾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属性,二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斗争性不能脱离统一性而存在。因而,脱离统一性,片面地研究阶级斗争,就会忽视或否认阶级合作。     

关于下乡这件事——在下乡4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发言

<正>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为的是纪念40年前曾经有过的一段同样的经历。在座的40个人曾经都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金山公社三间房生产队的一名知青,我们在呼玛的农村和山里生活了10年。     

牛棚杂忆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     

贫下中农教我“旁门左道”

1968年10月28日,我随湖南平江县（被喻为＂将军县＂,今属岳阳市）第三批知青下放到献钟公社五星大队。在知青到达献钟公社之前,各生产队的队长早就聚集在那儿了,他们都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等知青们一到,就选两三个女知青回去。理由很简单,一是农村娃打单身的多,想为他们找个有文化的知青媳妇;二是知青到农村来＂扎根＂,男的一＂扎根＂就动不了,而女的总是要出嫁的,将来不至增添队上的负担。知青分配到队的热闹有点像现今的人才市场。那些田多、劳力少的生产队,才高兴接纳牛高马大的男知青。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