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维的历史编纂观

李维以其巨著《建城以来史》奠定了他在古罗马史学中的卓越地位。他秉承西塞罗的史观,在记述罗马自建城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既强调历史内容的真实可信,又措意于叙事形式的优美动人,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的艺术性成为他历史编纂观的一体两面。李维以精妙的修辞手法具体再现罗马历史时,虽以史料为依据,但有时却为增强戏剧化效果不免夸大其词,偏离了他所追求的真实性。     

论李维的史学致用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包含了丰富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以历史循环论作为史学致用的前提。他认为罗马传统道德关乎国运,是联系罗马古今的重要纽带,亦是影响罗马历史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维往往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以及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点明需要读者关注的道德价值与历史经验,他也会通过改写史料来凸显说教的效果。李维认为史学致用是有限度的,人们应该根据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理性地运用过去的范例。总体而言,李维将罗马史学垂训思想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论李维的历史方法

李维的历史方法是罗马传统历史方法的继承与发展。首先,他采用了逐年纪事的年代记的叙述方式。其次,他继承了罗马史学在其肇始就具有的爱国主义偏见和为罗马辩护的特点,特别是在对史料的处理方面,他按照爱国主义和道德教导的写作目的对史料进行删选,甚至伪造。最后,李维把文学技巧应用到历史写作之中。     

“奉辞伐罪”:伊利里亚战争与罗马东扩

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前2世纪中期,地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人与罗马多次交战。缕析波利比乌斯等古典史家的记述,交战历程依次为:伊利里亚人劫掠和扩张、罗马商人和伊萨向元老院控诉和求援、罗马遣使交涉、伊利里亚人蛮横回应、罗马出兵讨伐。着眼于史实层面,罗马遣使交涉,基本是其对外扩张中先礼后兵的惯常策略,也是其强化宣战理由的重要环节。而就历史叙事而论,波氏的伊利里亚战争文本,一方面将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征服呈现为奉辞伐罪、解救他邦的功业;另一方面是论证罗马优良政体及其在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中所发挥的有力作用,在此叙事逻辑指引下,伊利里亚成为罗马需要匡谬正俗的对象。     

论李维的道德史观

李维以其巨著《建城以来史》闻名于世,此书始于罗马建城,终于奥古斯都时期。共和国后期,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致使罗马社会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罗马传统的道德风尚出现了明显衰退现象。道德是史学家诠释罗马历史的重要因素。李维将罗马过去的胜利和强大归因于罗马的传统美德,因而他以道德为主线构建罗马历史。他爱国主义和道德教化的著史动机使他致力于赞颂罗马先民的英雄业绩,激发读者的爱国热忱,劝诫罗马人避恶扬善。     

论李维的求真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对于研究罗马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李维撰史既追求史事之真,对史事进行真假判断,也追求史事价值之真,对史事进行定性的判断。这两种判断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分之处。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有时被置于真假判断之上。李维求真思想存在的两种判断,融合了希腊化时期史学和罗马传统史学的特点,反映了史家对求真和致用关系的深刻认识。     

论李维史学的命运观念

李维史学中的命运观念用fortuna、fatum等多种词汇形式表达，从而传递出不同状况下不同层面之内涵与意义。命运作为一种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在李维笔下源于诸神又超越于神意，其实质是以偶然性来展示历史进程中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素。李维以通史之眼光，透过诸神或神意、人的行为与命运之互动，看到了pietas等德性力量，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命运，表现出一种对罗马民族精神的内向观察以及一定时空场域而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历史性反思。李维尝试以此相对不变之道德理性来解释历史变化，但面对历史之复杂性又无法完全化解。李维史学的命运观集中展现了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历史思想。     

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历史的构建——基于对《罗马古事纪》的考察

作为罗马帝国初期希腊学者文化观念的样本,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纪》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以客观史学标准为依据,将狄奥尼修斯与《古事纪》分别视为史料抄写员和史料汇编,未曾从研究狄奥尼修斯历史构建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古事纪》塑造的罗马传统及展现的罗马人形象,进而剖析狄奥尼修斯赞颂罗马背后暗含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狄奥尼修斯以希腊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希腊学者所知的罗马历史嵌入对罗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古事纪》构建起希腊文化传统与罗马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它与拉丁正统叙事完全不同,是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     

Monument的纪念碑含义及其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Monument的原意是为了特定的纪念目的而有意为之建造出来的营造物。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历史纪念碑概念通过加上"历史"这个限定词,将它转变为了历史认知与建构领域的纪念碑、界碑与丰碑,不仅完成了所指的转换,而且使其无所不包起来,超越了规模、类型和时代古老性的界限。国际遗产界所说的纪念碑往往只是历史纪念碑约定俗成的简称。无论被认为值得保护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称谓如何不同,主管部门如何不同,类型与元素如何扩展,保护策略如何有差异,其历史意义层面上的纪念碑含义,即历史纪念碑的概念与意义仍是有效的。     

清代广西伏波庙地理分布与东汉马援征交趾

历史的记述有两种类型,一是精英阶层的记述与记忆,这主要体现在各种主流献当中。另一种是在民间的历史叙事与记忆,这主要体现在口头叙事、地方性仪式和各种地方性献中。民间力量在认同国家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用自己地方性的视野去叙述着历史事件,即用传说或祭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历史的一种记忆。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     

浅论地方志的微观记述

对于史与志的关系,专论甚多,散论不少,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从叙事的视角上进行分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史宏志微”。史(所谓“国史”)往往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着眼于从宏观上对历史进行检阅,偏重于对历史脉络的把握。相对而言,志更多地是立足于以一种较为平等的视角来“关照”历史,着眼于从微观上记录历史现象,偏重于对社会生态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本身就是一种微观记述。当然,宏观和微观总是相对的,当把地方志本身作为一个特定主体的时候,宏观和微观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本文所言的微观记述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上而论的。     

李维史学研究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左传》神异预言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左传》历史叙事中夹带大量带有神异色彩的预言。此类预言,是《左传》历史叙事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继承并体现了夏商至于战国时期宗教迷信思维与历史思维间复杂的纠结。在《左传》史学叙事中,这些神异预言成为历史因果和道德教训阐释的表达方式。其后,宗教性思维与事实陈说及道德史观更深入地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一个突出特色。     

再造罗马:晚期罗马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

作为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多神教知识精英,朱利安、里巴尼乌斯、阿米安、攸纳皮乌斯、克劳迪安、奥林匹奥多鲁斯等六位作家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他们以罗马城为帝国的文化象征,赞美罗马往昔的文治武功,谴责当前的道德没落,坚信某位杰出的精英人物能够带领罗马再造辉煌。这种再造罗马的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这些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撰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它们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百年来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发展过程

西方从古典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以至启蒙时代,都有不少历史的名著;但在十九世纪之前,历史学还没有形成一门学科。这些史学著作在一般人看来,是文学的杰作,或是道德训诫的教材,宗教与其他信仰的说明,以及形形色色人与事的记述。但他们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到了十九世纪,各种自然科学形成的体系后,历史学才成为一门在大     

陈寿的“史才”

陈寿(233-297)《三国志》,在当时已有人说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所谓“史才”,就是指善叙事说的。这一点,确实是他的成就。陈寿的史才,表现在他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记述了自1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叙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天下莫敌”,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     

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

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庞培·特罗古斯的《腓利史》和查士丁的《〈腓利史〉概要》

庞培·特罗古斯 (ＰｏｍｐｅｉｕｓＴｒｏｇｕｓ)是罗马屋大维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兼博物学家。他写了一部长达 44卷以记载罗马以外世界的历史为主要内容的通史著作———《腓利史》。正因为这部巨著 ,特罗古斯曾与李维、萨路斯特和塔西佗一起被古人列为四大拉丁文历史学家 ①。《腓利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ｅ)成书两个世纪以后 ,修辞学家查士丁 (Ｍ .ＩｕｎｉａｎｕｓＩｕｓｔｉ ｎｕｓ) ② 对之进行摘录、删减和压缩 ,写成了《〈腓利史〉概要》(Ｅｐｉｔｏｍ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ｒｕｍ)。…     

希腊古朴时代和罗马早期历史发展的共同点

俄罗斯学者雅伊连科在其近作《古朴时代的希腊和早期罗马交际和社会术语的一致性》一文(载《古代史通报》,1993年第3期)中,对希腊古朴时代和罗马早期历史发展的一些共同点,作了分析和概括。 文中指出,对于古朴时代希腊和早期罗马历史以及文化发展的倾向,实际呈现的情况之间的共同现象,近来的学术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加以注意。早期罗马公民公社的结构与古朴时代希腊城邦结构的一致性得到证实,因此可以认为早期罗马的公社也是城邦。揭示了希腊罗马城邦历史发展的一些共同点。例如,无论     

志书如何处理“三资企业、对外经济、外资”概念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是新编地方志书记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改革开放先行地、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志书记述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必然要记述有关“三资企业”、“利用（引进）外资”、“对外经济”、“对外贸易”等这些涉外的内容。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南海，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率先开放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