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化肥厂建设始末

<正>太原化肥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对我国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简称“156项”）中重要的工业项目之一,是太原乃至山西最早建立的现代化化肥生产基地。在筹备与建设中,太原化肥厂不仅面临着资金、人力、材料等短缺的问题,还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但即使困难重重,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建设人员仍发挥出极大的热情,以不畏困难的精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该厂建成投产。太原化肥厂在建设、生产中所涌现的事迹,     

“一五”计划与洛阳工业基地建设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有6项安排在洛阳,洛阳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洛阳工业基地的建立,既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具体举措,也对国家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改变了国家机械工业的布局,带动了地方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同时,洛阳工业基地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中央主导下的经济开发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事业成功的保障;党员干部和工人的团结与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是事业成功之本;学习模仿、消化吸收是自力更生和改革创新的基础;干部、科技人员的培养和职工培训是工业建设的必要因素;重视生态文明与社会和谐才能造福当代、赢得未来。     

秦城:中国第一监狱揭密

秦城监狱建于1958年,是苏联“老大哥”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项目,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只知道苏联援建的项目是156个。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共盖有4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却为甲、乙、丙、丁,采取纯中国方式。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供放风用的空地。监室面积有二十平米左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据民革中央监委、全国政协委员,在秦城监狱住了15年的文强先生回忆,室内还有电器洗衣功能,…     

周恩来总理与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他对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是极为重要的一例,自始至终都倾注着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 (一) 早在1953年,即我国经济由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当时,苏联政府援华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在周总理的具体负责下,为及早消除黄河水患,经过与苏方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这是其中唯一的大型水利建设项目。项目确定后,旋即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从燃料工业部、水利部、地质部、铁道部、中科院等单位抽调技术力量,于1953年7月16日正式成立黄河研究组,负责收集、调查、整理、分析有关黄河规划所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哈尔滨量具刃厂,简称哈量集团）,始建于1952年,是我国“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唯一制造工量具产品的企业,在家装备工业布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经过50余年的发展,哈量团以产品品种最全、生产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产品品一流而成为我国工量具行业的排头兵．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及援华方案的签约

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有的至今仍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本文作者戈瓦尔时任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负责解决对外国工业企业的设计、建设和提供设备事宜。他回忆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方面对援华方案的分歧以及赫鲁晓夫访华的经过。读者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年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本文原载于前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5期。     

太原第一热电厂的创建与苏联援助

太原第一热电厂是苏联援助新中国的"156项工程"之一,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华北地区兴建的第一座大型热电站。建国初,太原市发展电力工业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本文通过对电厂选址、兴建、二期工程扩建等方面的介绍,重现当时太原第一热电厂的早期发展历史,进而分析苏联在电厂筹建、初步设计、技术设备输出、电厂扩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太原第一热电厂的建成对太原工业发展和中苏关系的积极影响。     

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管理特点及质量控制研究

景观在项目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司必须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重要的是要确保每个工作地点的工人都具有严格的工作态度,必须以立法和法规为指导制定施工标准规定并在场地标准体系的严格约束下。     

1961年赴古巴援外考察漫忆

1961年,我在太原化工厂（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任生产技术科科长,被化学工业部选派,远赴古巴,执行援外项目的前期考察任务。我在驻古巴数月的工作中感受良多,虽系多年前的往事,但从一个角度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对援外工作认真负责、克己为人的态度,也折射出当时我们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不足,有不少值得追忆和品味之处。     

谈志书编纂的“十个结合”

《新疆通志》第二轮修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在实践中努力做到“十个结合”：把一般资料收集与关键资料收集结合起来,把收集资料与勤于思考结合起来,把资料收集与资料长编结合起来,把资料长编与志书初稿结合起来,把个人才华与集体智慧结合起来,把个人责任与团队精神结合起来,把苦练内功与博采众长结合起来,把内部专家指导与外部专家指导结合起来,把志书质量与工作进度结合起来,把学会作用与依靠行政权威结合起来。坚持“十个结合”,以此实现科学修志。     

1960年驻黑龙江省苏联专家撤走后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撤走后,根据中央指示,黑龙江省积极完成了各项善后工作,为1949年以来的苏联专家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与此同时,各原聘用工厂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生产和技术更新均取得重大突破,并未因苏联撤走专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产下降。另外,为了避免摩擦和事态扩大,中方在再次聘请苏联专家和边境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和严格自律。     

"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

20世纪中叶,一个举世耀眼的社会主义耍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个新生儿需要在沐浴后迅速成长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纷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中苏两党、两国间同时期的兄弟关系因此显得牢不可破.但既然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总会相伴而生,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客观地加以评析将成为新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有益借鉴.     

A FLUID IRON CURTAIN

The Pasvik River shap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Norway. This body of water was a site of Norwegian–Soviet energy cooperation from the 1950s until the late 1970s. Norwegian firms constructed four hydropower stations in a strategically sensitive area. Drawing on Soviet and Norwegian archival materials, this study analysed the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and negotiation processes that resulted in long-term hydropower cooperation.

The powerhouses were designed to produce both electrical and political energies for transfer across the border. These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fit into the contemporary narrativ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prompted a firm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Norwegian workers built power plants on Soviet soil, thereby legitimizing the Norwegian social democrats’ policy of rapprochement.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media portrayed the construction as physical proof of 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Not only state actors but also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Soviet Friendship Society aimed to appropriate the powerhouses for their specific goals. They worked to soften the border regi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us initiating a locally limited visa-free entry zone. However, this project was short-lived because Norwegian–Soviet cooperation at the border was restricted to the realm of energy production.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也从此走上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开始就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致使各地城市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洗礼,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这段历史无疑是最鲜活的案例,折射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认识歧异;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革命精神。     

李先念与宝钢建设

李先念是宝钢建设的主要决策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对这个工程项目的酝酿准备、厂址勘察、运筹规划、对外谈判、技术引进、上马兴建、建设质量、科学管理等诸多方面极为关注, 曾作过一系列指示,并三次亲临宝钢视察。历史证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指导是及时而有力的,其中包括李先念付出的精力和心血。     

苏联专家与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1956～1960年,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下,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以查明新疆自然条件与资源情况,提出新疆生产力发展与布局方案为目的。这项考察不仅是《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也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项目。从1957年开始,苏联陆续派遣专家组参与了考察工作。苏联专家在新疆考察中承担了重要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指导了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并将他们的野外考察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同行。在考察中,苏联专家们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中国同志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总之,虽然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使苏联专家未能参加最后的总结工作,但苏联专家仍为考察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奠基者和探索者。他认为,科学技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争取自由的思想武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力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保证。发展科学技术,要坚持跨越式发展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统一;坚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一;坚持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坚持发挥科学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群众的作用。毛泽东科技思想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     

An airline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world: Ariana Afghan Airlines,modernization,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In 1957,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ovided funding for 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to purchase a 49% share in Afghanistan’s national airline, Ariana Afghan Airlines. While unusual in its scope, the arrangement was part of a broader program of US technical assistance, administered jointly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corporations, to newly formed airline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Between 1955 and 1965,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commercial aviation was critical to the USA’s Cold War strategy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and to contain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Using Ariana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at was at stake for the USA –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 in aviation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jects. However,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such projects should be seen as instances of ‘co‐production,’ in which recipients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exploited superpower rivalries and actively shaped the airplane’s uses and mea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