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还是"埃及化"——托勒密埃及希腊移民的文化地位研究

以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为考察对象．从婚姻、语育、宗教几个文化层面来探究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文化地位的变迁．对人们重新认识希腊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希腊移民在托勒密王朝早期还能保留文化传统,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希腊移民认同和吸纳了埃及的一些文化因素,出现了“埃及化”的倾向．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

托勒密埃及*系指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的埃及。托勒密国王的人格被神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威,依靠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具备了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专制主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已历一百多年,其发展历程随西方世界古代经济史的发展起起伏伏,大致经历了"罗斯托夫时代"、"芬利时代"和当下的"后芬利时代",期间虽有波折,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开始升温,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也开始有所关注。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加之研究条件不断改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有广阔的前景。     

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的多因素透视

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是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施行的一种极具特色的经济制度,它既继承了埃及传统因素,又引入了希腊因素,兼具了埃及与希腊特色.这种融合是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根据自身的主客观因素做出的选择.一方面,统治者需要通过专营制度最大限度地谋取收益,以应对对外战争;另一方面,统治者在构建专营制度时既需要考虑马其顿—希腊人群体的利益,又需要考虑埃及本土祭司集团的影响,以维持国内政权的稳固.     

共治视域下托勒密埃及王后参政的嬗变

王后参政频现是托勒密埃及政治的重要特征。这一现象的出现尽管与法老时期王后参政的传统密切相关,但王位继承制度由父子共治向国王、王后共治的转变是促使其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托勒密埃及的国王、王后共治大致经历了“名义共治”“平等共治”及王后对国王权威的“超越”三个阶段,他们在共治中多表现为夫妻共治,但也存在母子共治和特殊背景下的三人共治。王后获得王位继承权后,其权威虽不断提高,但并非直线上升,这多取决于她们自身的年龄、政治经验等因素。即使王后凌驾于国王之上或暂时独掌政权,但臣民依然坚守的是国王、王后共治,并不认同其长期的单一统治。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而言,一向反对女性参政的王国统治者希腊—马其顿人对这一统治模式的接受与认同,间接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埃及化。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希腊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继后的“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认同成为拜占庭时期希腊民族认同的主体内容。     

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革命与现代化——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悖论

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改革、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而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转型中导致社会矛盾时,解决矛盾的方式不一,其中当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当改革不足以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之时,革命便不可避免。19世纪中叶的俄国便开始面临着改革、革命相互交织这样的困境。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大改革",期求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现代化的道路绝不平坦,改革并不等于现代化,革命也绝非最佳道路,改革与现代化也并没有避免革命的发生。本文从改革、革命与现代化的角度来评析亚历山大二世的这次改革。     

罗马税制的积弊与戴克里先税制改革

分析戴克里先税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能只看改革措施本身,必须把税收问题与帝国3世纪的财政危机联系起来考察。共和国后期逐步确立的罗马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国家征税没有统一的税则和成文的税法,没有彻底的土地和人口普查,对税收完纳的日期、方法、数额没有具体界定,造成赋税名目繁多、税收混乱。罗马税收中唯一形成制度的是征税方式上实行包税制,但是包税制本身有其弊端和危害,包税商和总督勾结,中饱私囊,损害国家利益;后来包税制逐渐被破坏,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妨害社会生产的不良作用。从戴克里先的税收改革措施来看,他还是找到了罗马税收问题的症结,税收改革措施本身没有问题,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首先是3世纪社会经济危机太深;其次,罗马税制之弊由来已久,且积弊已深,实际上已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克里先税收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阿蒙奈姆海特二世孟菲斯铭文译注

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的孟菲斯铭文是迄今所知唯一一篇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王室年鉴。它是我们研究中王国时期埃及及其周边地区关系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中王国时期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生活提供了主要的文献支持。因此,对该文献进行准确的翻译和注释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基础工作。     

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译注

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形成于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被刻写在位于贝尼·哈桑的克努霍特普二世的坟墓墙壁之上，是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地方贵族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本中文译文根据德·布克的象形文字拓本译出，并对内容作了必要的注释。     

《查士丁尼二世“赠礼”法令》译注

查士丁尼二世"赠礼"法令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于688年巴尔干战事凯旋后,为表神佑之恩,对萨塞洛尼基的圣狄米特里教堂予以馈赠的法令。该法令是研究7世纪末8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外交政策、宗教态度、管理模式等方面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自发现以来,国外学界已不断对其进行修补校勘,已有几种校勘本,然国内尚无此文献的中文译本。兹特综合各家校勘,从古代语文迻译该法令,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予以注释,为国内罗马—拜占庭法律研究提供较为可靠的中文译本和研究参考。     

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争原因

诺曼征服之前,英国教会就先实现了统一,统一于坎特伯雷大主教之下。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制逐步确立,将教会纳入了封建体系之中,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增强,贝克特担任大主教后维护教会的利益,与亨利二世的矛盾激化,引发了政教之争。     

1993年朱镕基“突击考察”安徽税制改革

1993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李永贵等一行来到安徽省安庆市检查税制改革准备工作。当时我担任安徽省税务局局长,随安徽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参与了汇报工作。朱镕基抛开考察行程,对安庆市税务局四分局的"突击考察",令我们"惊出一身冷汗",亲身领略到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税制改革     

试析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海权

19世纪后期,对于统一后的德意志,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最终需要冲破其地理位置的限制寻求海外市场,但世界殖民地市场却早已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分割完毕,俾斯麦时代所采取的大陆政策为主的对外政策已不能满足德意志对外扩张的需要。因此,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发展的需要,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积极推行加强海权的政策。但由于其国内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膨胀,其侵略性与资本主义的天然扩张性结合,不合时宜的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失败和国家的毁灭。     

托勒密彩绘装饰与罗马彩绘装饰的比较实例：埃及图那-艾尔-葛贝尔的动物图案

2007年春天开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在Tunael—Gebel联合发掘,发现一个原始的罗马坟墓有一石顶,其形式如同金字塔,命名源于希腊某一铭文。这一小石灰石墓葬包含未发生变化的埃及埋葬风格。两个沉重的石灰和镀金木乃伊被安置于两个木棺中,其中一个有一木制锦缎屋顶。该木乃伊有五彩缤纷的玻璃镶嵌,双方的床都展示着华丽的宗教仪式场景色绘画ajoure-work（这些图像被木板分割）。部分埃及和希腊的70个护身符挂在床上,用石灰制成并刷成绿色。两个石灰雕像伊希斯（高38cm）被置于头部附近。雕像是利用周围的木桩加工成型的,然后涂上颜色。它们是一个明显的混合风格的实例。它们被加工成一个典型的希腊姿势,但仍然有一埃及背景。在传统的老埃及,光谱中的每一道颜色有特定象征意义。通过它可以读出背景的循环往复变化。例如,颜色变化从红色（祭品／敌人）-白（天狼星的位置）-黑色（看不见的东西）-绿色（再生）再次到地球上五彩缤纷的形式。这一统一已经在罗马时代瓦解。新的颜色如粉色的出现,白色王冠上画的黄色等等。埃及的象征意义似乎完全消失在罗马新的墓葬彩色装饰上。     

浅论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的政治经济改革

自查士丁尼二世于695年第一次被废黜之后,拜占廷除了面临统治者与贵族阶级代表之间的斗争所引起的国内混乱之外,还有,阿拉伯对西方的威胁也步步紧逼君士坦丁堡。因此,利奥三世一上台就针对拜占廷的政治及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兴与衰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朝统治者采用了儒家的思想,积极进取,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康乾盛世".在盛世时,却停滞不前,采用了儒家的"持盈保泰"的保守思想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强化了封建专制,腐败严重.面对西方世界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态势,不是迎头赶上,而是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尔后,发生了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堕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其教训极为深刻.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兴与衰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儒家思想的两重性.应提高分辨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思想资源.     

洛林吉亚国王罗退尔二世离婚风波迭起的历史动因

基督教会提倡"婚姻不可分解"的理念,这种理念随着基督教会势力的壮大和宗教思想的深入人心,对中世纪西欧封建帝王的婚姻构成了一种道德约束作用。而罗马教延等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各方势力也常常以此为由,向那些有违婚姻道德的世俗帝王问责发难。洛林吉亚王国的国王罗退尔二世的离婚案即是一起因此而发的政治风波。由于基督教婚姻理念的约束作用,加洛林帝国的分裂瓦解、同宗诸王的纷争内斗、教皇权威开始抬头等众多历史因素的叠加、交织,使得罗退尔二世不仅无法像他的先祖查理曼那样可以自由地离异,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最后以"身死国灭"的历史悲剧黯然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