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叙事

在西方,民族意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宗教意识的衰落而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取代宗教意识而成为联结社会成员的主要纽带。随着西方资本的跨国扩张,欧洲民族意识很快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集体性所进行的大规模殖民,使得殖民地民族的意识觉醒,并逐步发展为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印度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认为,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共同特点就是把“民族”这个范畴本质化而没有认识到其中的构建性质及民族叙事固有的矛盾性。关于民族主义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查特吉在后殖民民族主义研究“三部曲”中已经谈得很多了。本文从民族叙事本身的矛盾性出发,揭示民族叙事在构建统一体的过程中对于差异的忽略,进而审视民族主义如何“复制”了殖民主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疆界内的少数群体及妇女构成新的剥削与压迫。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论阿卜杜·卡德尔的埃米尔国家

一八三○年六月,法国侵略军数万人入侵阿尔及利亚。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抗击。一八三二年阿卜杜·卡德尔(一八○八——一八八三)在阿尔及利亚西部举起了武装抗法的义旗,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并在斗争中创建了埃米尔国。埃米尔国存在了十多年,在阿尔及利亚和非洲人民早期反殖斗争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本文拟就阿卜杜·卡德尔埃米尔国的建立、特点和性质,谈谈我们的粗浅看法,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教。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纳粹史叙事与民族认同——战后七十年联邦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

战后七十年,纳粹史叙事经历了多次模式转换,从民族神话叙事到批判叙事,再到多样化叙事和未来的欧洲叙事,历史学家们承担起了历史"公共性"的使命,突出了历史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功能性地位。在此过程中,德意志民族也获得了集体归属感和行动能力的基础。     

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通过对相关回忆录、口述访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微观的研究,期望能够填补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部落与民族主义的竞逐——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的政变与格拉维部落的兴衰

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中东国家必不可少的视角。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发动政变,废黜了支持民族主义力量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格拉维部落在此期间经历了兴衰起落。此次政变集中反映了摩洛哥国内部落和民族主义力量对国家政权的竞逐,是观察中东地区部落和国家间复杂逻辑关系的典型个案。摩洛哥传统势力的代表格拉维部落与国家间关系表现出复杂形态:部落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崛起,部落对抗民族主义力量发动政变企图控制国家,最后部落被国家抛弃而衰落。在部落和民族主义竞逐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成为二者沉浮的决定性因素和制衡力量。由于部落对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殖民主义政权得以通过玩弄部落认同对殖民地进行分而治之。     

反思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是学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重要议题。西方学界从各种不同视角否定新殖民主义,国内外亦围绕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展开争鸣。二战后初期,脱胎于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即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克瓦米·恩克鲁玛经典新殖民主义论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殖民主义发生重要变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和“后华盛顿共识”下的“发展型”新殖民主义。历史和逻辑充分证明,新殖民主义无关中国。     

解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

安东尼·史密斯是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发展了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族群基础,历史记忆等文化认同因素受到他的关注。史密斯既重视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重视作为话语权的历史记忆,强调二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史密斯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相对恒定的,民族主义者们有大体相同的历史记忆指向;另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变动不居的,其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之后依然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阐释与启示:海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

民族主义问题备受学界关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主义演绎曾被概括为"步步高涨的50年"。以欧美学者为主,他们不仅致力于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础研究,以解释、辨析、厘定相关概念,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角度考察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而且关注具体语境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运作、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既从西方历史背景论述有关结论,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进行论析。既有研究虽对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观念的确立、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详细论述,但从思想史上关照民族主义,真正在民族主义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语境中解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在关联,尚有很大研究空间。     

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

朝鲜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人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重要参照物,因而中国人的韩国认识与近代思想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东西思想的冲突,以及深厚的历史记忆,使近代中国人在对韩认识方面往往不得不面临种种情感和思想的困境。首先,对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虽然中国人普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侵略行径,但是为了唤起国民,追求自强,中国人又往往更愿意从其内部来寻找其亡国之原因;其二,在如何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下朝鲜的殖民地近代性问题上,有人持肯定、甚至赞叹的态度,也有人认识到近代化成就背后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痛,直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才基本统一到彻底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之上;其三,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往往受到历史记忆的很大影响,对宗藩关系的记忆增进了中国人对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同时中国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对韩认识的复杂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殖民主义的终结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法等殖民帝国相继瓦解。“在现代殖民帝国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它消失的速度更引人注目了。１９３９年,现代殖民帝国似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但在１９８１年时,它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①。到世纪之末,绵延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已最后终结。在新世纪铿锵而来之际,对这一发生在２０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将会有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促进现代殖民主义最后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构成现代殖民帝国主体的非移民殖民地中,除少数…     

林霨著《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

在以往北洋军阀史研究中 ,192 4年的直奉战争并不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多被视为无数次军阀混战中的一次而已 ;另一方面 ,论及 2 0年代的剧烈政治变动 ,人们注目的又往往是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民族主义、国民革命等史诗般的宏大政治叙事。而在战争硝烟与民族主义浪潮之间、在制度性崩解与国民革命的兴起之间 ,究竟存不存在某种历史的内在联系 ?在各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中 ,战争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历史角色 ?从既有的关于民国历史、关于中国大革命史的规范性历史言说中 ,是否还能有另一种诠释 ?另一路不蹈常习故的思考 ?这些 ,便是林新…     

场所叙事及其对于城市文化特色与认同性建构探索——以上海滨水历史地段更新为例

论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场所的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种城市文化特色塑造的基础性的新方法"场所叙事"。论文阐述了相关的定义与内容,探索了城市文化特色与其认同性建构的场所叙事策略与路径。相比传统基于物质形象塑造模式,场所叙事更倾向于将场所中隐含的非物质的社会文化信息展现到物质空间之中,来凸显城市亚文化;同时,场所叙事提供了一种跨学科的框架来建构文化认同,培育场所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论文对上海滨水历史街区"老码头"更新进行考查,从场所叙事角度,来诠释与验证其策略在历史街区重构中的适用性。本文的贡献在于为当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塑造城市地域文化特色提供了新思路。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音乐与政治：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以抗战歌曲为中心的考察

音乐与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特别是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音乐时代,1931-1945年的中国尤其如此.本文以民族主义为视角,以抗战歌曲为中心,梳理了抗战音乐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抗战歌曲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和彰显以及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音乐转型.     

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与北美殖民地人认同意识的演变——以印第安人囚掳叙事为中心的考察(1675-1783)

从菲利普王之战到独立战争结束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属北美殖民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囚掳叙事。对于被印第安人掳获的殖民地人而言,这些叙事不仅是其建构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暗含了对自身角色与身份认同的理解。殖民地人运用清教、自由和权利话语,使印第安人的"他者"形象从"崇拜撒旦、堕落邪恶的异教徒"到"迷信愚昧、酗酒食人的野蛮人",从"好战残忍、热衷杀戮的嗜血恶魔"演变为象征"专制暴政、贪婪腐败的文化符号"。这种建构的复杂流变内含了野蛮与文明、宗教与世俗、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激发了殖民地人的危机想象与自我审视。它不仅加速了殖民地人对印第安人身份的排斥,还深化了殖民地人对自身特质的认知,促进了其身份认同由殖民地人、英国人向美利坚人的过渡与转变。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