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     

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

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市场压力和国内政治稳定及安全保障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组成后,以美国肯尼迪政权调整对华政策为契机,拟定了在使台湾分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同时和大陆发展政治关系以至复交的一中一台政策。但因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池田内阁以特殊方式施行该政策的尝试无果而终。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试析岸信介内阁的外交政策——以亲美疏华政策为中心

岸信介内阁时期是战后日本与美国、中国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岸信介为与美国政府达成安保条约的修订,极力将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可靠盟友,将对华政策居于次要地位。笔者认为岸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破裂是岸信介亲美疏华政策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近年来,国内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对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探讨却似乎不多见。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由于伦敦在处理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暖昧,致使从1950年3月开始举行的中英建交谈判长期延宕不前。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才建立起代办关系。 本文依据英国外交档案,探讨1949—1954年间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着重论述英国在承认新中国,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香港“两航”事件,朝鲜战争以及日内瓦会议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政策。     

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

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英国并不紧随美国的指挥棒合拍地起舞。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台美英三方均有各自的立场与考量,有时限的“缓议案”是三方博弈后的产物。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所能做的必定越来越多的是妥协与退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但明治维新之后,关系逆转,进入对立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这一对立时期的一个关键阶段。当时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新政策,即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政策。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国策”始于何时?应该说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具体来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就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要求,开始制定了灭亡中国的新的对华政策。     

试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布什当政的四年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四年,这一调整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调整中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过程前起后伏;二是目标为演变和遏制中国;三是出发点着眼于长期性和全面性;四是政策的矛盾性;五是突出了人权政策;六是表现出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六·四”风波,但是,冷战的结束及因此而造成的美国战略利益的转变,才是布什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因.     

论佐藤内阁时期的日美关系——从依附走向相互依存

佐藤内阁时期（１９６４·１１·９——１９７２·７·７）是战后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日本利用日益膨胀的经济实力,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实力大幅度滑坡、在远东急需日本提供战略合作的有利时机,围绕越南战争、东南亚开发、东亚战略“换肩”、小笠原、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等问题展开频繁的首脑外交,不仅顺利解决了日本战败遗留下来的日美间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顺利实现了日美在远东的战略“换肩”,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日美关系从战后日本对美依附时代,进入了日美相互依存时代,为７０年代初日本结束“战后”时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当前日本行政财政改革浅议

目前,日本政府为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正在大力推行行政财政改革,这是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早在池田内阁时期,于1962年建立了临时行政调查会(会长为三井银行顾问佐藤喜一郎),经过两年多的审议,于1964年作出答询,提出“加强内阁调整机能”和“行政民主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

晚清以来,美国在东亚一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而日本自吞并朝鲜后,一直试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在华势力崛起,两国的战略必将发生冲突。在威尔逊的对华政策之下,美国在华外交官、传教士与报人参与到国际政治事务中。美国在华反日舆论的形成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过程可以从美国参战与对华宣传的启动、美国在华报人的反日情绪、日本的反美舆论及美国人的应对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该活动不但成为当时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场舆论战,就美国而言,使其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与政府联系起来,促进了在华美国系报纸的迅速发展;就日本而言,促使其进行调整以往对华政策并注意到舆论等文化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     

美国与1966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64年以后,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强。在1966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中,为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国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在盟国的压力下作了相应的让步,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中国仍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对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与基辛格而言,如何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似乎颇为棘手。实际上,与北京改善关系是他们处理此问题的战略前提,如何避免美国国内保守阵营的攻击则是两人制定具体战术的出发点,至于蒋介石政权的反应则基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与尼克松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自身,即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其加入联合国的步伐。而只要北京不让步,台北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就是必然的结局。     

泰平组合、军火贸易与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

泰平组合是20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史上经常可见的名词,该组织的出现、发展以及消失,都是以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为动力的。1908年,以日本与德国在华军火市场竞争为背景,泰平组合由陆军催生;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以日本陆军对华分裂政策为背景,泰平组合充当了日本对华国策的工具;1917年和1918年以日本陆军的对华武器同盟、军事同盟、援助段祺瑞政策为背景,泰平组合扮演了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纽带的角色。泰平组合在20世纪初期日本对华军火贸易的活动中,是日本陆军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