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的来龙去脉

1980年,时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发行了外汇兑换券。发行外汇兑换券是为了适应当时对外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和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外汇管理,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计价流通,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经国务院授权,     

特定时期特种货币——中国银行发行的外汇兑换券

20世纪80年代初,经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了一种特定时期的特种货币——外汇兑换券。外汇兑换券面值与人民币面值同值,实际上是人民币的代金券。     

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立法完善

外汇管理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和法规,对外汇交易、外汇汇率及外汇市场实施管理,目的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货币汇率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许多与外汇管理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外汇管理的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这些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实施。因此,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既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中日郑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出人意料地为中日复交后的日本朝野右翼所沿袭,继续干扰两岸统一和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就迄今尚未系统梳理的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纵向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今天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政策源头和来龙去脉,不无裨益.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

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认识的相同点为:他们都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快一些,但又认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他们起初都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和支持"大跃进"的,后来看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一些"左"的错误,思想认识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点为:"大跃进"运动之初,邓小平表现比较积极,而陈云则相对冷静;对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邓小平是没有反对,而陈云是没有说话;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大跃进"并进行反思,而陈云则很少谈及"大跃进"。邓小平和陈云对"大跃进"的认识存在不同点,其原因是:他们在"大跃进"运动中承担的领导责任不同;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路不同;工作经历和在党中央的领导分工不同。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是30年代新桂系治桂的基本方略.新桂系的"三自政策",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动员全省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旨在增强实力,巩固在广西的割据,并准备日后重新崛起.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割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从1992年至今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并呈现出逐步深化的态势.研究之初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对其内容的梳理和分析,并联系现实问题与历史经验,着力澄清某些不清楚或不正确的观点,以推动思想解放之潮;研究中期的特点是联系实际来考察"南方谈话"的真理性,并上升到哲学高度阐释其内涵,进一步认识其在指导意义上的普遍性;2002年以来,研究的角度更加多样,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既增加了"南方谈话"与"七一"讲话的比较研究,又对"南方谈话"历史地位及其重大意义的探讨有了理论上的新突破.今后的研究,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研究发展的基本动因,采取多种方法拓宽研究视角,并强化比较研究.     

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

招怀政策在北魏王朝政治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来自周边政权与民族的人士进入北魏王朝后受到优待与重用,从而成为北魏政权及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本文主要从文献记载中“上客”与“第一客”的事迹分析入手,试图对北魏招怀政策总体特征与核心原则进行简要的总结与归纳,力求从一个侧面阐发北魏招怀政策的重要价值与贡献。     

《诗经·国风》与"花儿"中的女性形象

塑造女性美是各个时代文学的主题。《诗经》与“花儿”中的女性形象,均以自然健康、任性乐观的面目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享受,使我们感受到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歌内在的创作规律,这也是人类发现美和创造美的审美积淀。     

"不容异己"别有所指:"人权运动"前胡适在上海

在胡适研究中,对1927年至1930年胡适居留上海期间的考察,研究者们往往聚焦于胡适在"人权运动"中的表现,进而认为,胡适甫一回国即陷入到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纠葛当中,而忽略了"人权运动"前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因此,友人劝阻胡适归国的陈述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引证为胡适回国后处境的写照,以为"人权运动"预热。实则这些陈述掺杂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不足为胡适回到上海后的情境预言。与此相对,"人权运动"之前,回到上海的胡适与部分教育界、文艺界知识分子发生了颇为激烈的明争暗斗,而胡适也"知机"地作出了应对。准此而论,此期胡适在上海被"不容异己"(1),其主体当指某些的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而非国民党或国民政府。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研究

1953—1960年安徽农业"三改"是由省委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农业生产改革运动,是当代安徽史上的大事件,影响很大.省委初衷是为粮食增产,"三改"初期因地制宜,取得显著成效,留下宝贵经验,必须肯定.但"三改"采取层层摊派任务的做法,后期政治化倾向明显,以致留下沉痛历史教训,需要深刻反思.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我国"一带一路" 文化和旅游发展回顾与展望

"十三五"时期,我国积极推进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文化与旅游领域交流和合作,对促进"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总结"十三五"时期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发展工作的主要成绩,并指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同时对"十四五""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以助力新阶段文化和旅游工作高质量发展.     

"人文奥运"与当代北京城市建设

北京为申办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而其中的"人文奥运"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我们不但要从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角度来看待它,还要从使北京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北京的角度来理解它,从促进北京发展、推进北京社会文明进步和加强北京城市文化环境建设来落实"人文奥运",在保护好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展现给世人一个将现代化建设和古都风貌完美结合的大都市.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考察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中日复交前使本国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而且在中日复交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继承与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根据两岸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台方针、政策和措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分裂,反对"台独"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通过两岸对话和谈判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高度重视对台湾人民的工作,贯彻"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积极推动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有力地推进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从区的视角对"撤市设区"的绩效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5年的时间里,番禺经历了“撤市设区”和被拆分为番禺区和南沙区两次大的政区调整。在如此大力度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无论从广州市还是从番禺区的视角来看,“撤市设区”总体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撤市设区”只能作为整合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其作用是有限的。从番禺区视角来看,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重视区域差异、对撤市设立的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关注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有序、有度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和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是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1956年10月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危机对中国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和巨大震动。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加紧思想教育。针对铁托的演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面对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执政党的主旨是调整原有方针、政策,采取某些“让步”措施。而毛泽东则把社会思想动态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为以后的“整风”和“反右”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