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向美国、欧洲公派留学生,清末又有很多青年人到日本求学,其中有不少学生攻读工学学位。到1949年,共派出公费留学生约3万人,另外还有一些自费留学生。这些人中大部分后都回国了,为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主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20世纪50年代,中国以不同途径向苏联派出了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大多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人才。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开拓者的足迹——侯仁之的沙漠历史地理考察与环境变迁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侯仁之在国家改造西北沙漠的号召下,走上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和研究的道路,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将社会实践和现实任务要求紧密结合”这一特色的重要开拓者和实践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侯仁之先后对宁夏河东沙区、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等地进行考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又积极推动了从沙漠考察到人地关系研究的转变,带动历史地理学界实现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和环境变迁研究的新飞跃。     

读《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中国近代留学史的研究起步于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是30年代前后;一是最近的十几年。如果说前者是奠基期,那么后者则为扩展期。前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限于教育史的范围,只是就留学生论留学生,很少从中外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探讨留学运动的起源、发展和社会作用,也缺乏对留学生群体和个体的深     

美国学术界的赫伯特·胡佛研究

赫伯特·胡佛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美国学术界对胡佛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关于胡佛的政策和理念,自由派与保守派展开争论;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对胡佛进行了重新解读;随着60年代末胡佛档案资料的开放,相关研究进入繁荣期;80年代之后,经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兴起,学者们对罗斯福之前的共和党时代和胡佛展开了新的思考。     

实业家孙麟方研究

孙麟方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抗战时期在中国内地创办了中国企业公司,经营过建国银行;1948年到香港后,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香港面粉厂;60年代,又到马来西亚创办了马来亚面粉厂与太平纺织厂。这些企业规模宏大,在业界影响也较大。孙麟方的一生,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对提高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也有积极作用。     

我的改革开放研究之路

<正>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历史性变迁,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的情感。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40年时间里,我的追求与目标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198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选择从事改革开放研究;1986年,被抽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研讨小组从事改革研究;1987年底,脱去穿了20年的军装,     

留学生史研究笔谈——深化留学史研究所需的知识理论素养与研究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中留学潮持续不衰的发展,以及在现代化研究模式中留学生群体主体地位的突出,自上一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的留学史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与关注,二十多年来,出版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研究水平日益提高,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国家和王权研究的理论建树——读王震中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正>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王权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前辈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王震中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中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①,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国家起源及发展的研究又做出     

“景观”、消费、文化资本与人类学关怀

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们所指涉的是同一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即一个从以生产为主导的时代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从物化时代过渡到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而稍后文化资本的提出,则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阐释了当代社会文化介入到资本世界,使得社会文化转型的新特质。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

中华文明几千年,历代君主曾为自己利益而建立一个又一个首都。当中国自19世纪后期开始步向近代化,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之间,一批学习过近代知识的新知识分子,研究起中国的首都问题。仅从笔者所见70余篇论文看,已经可谓形成一个论争专题了。查一查日本竹内实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1895—1989)》,则又不见著录;看看谭其骧教授近年论述,笔者对于他严谨地考查中国古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河北农村的“鸿号”习俗

查阅了一些姓名学和民俗学方面的著作,却始终未见到关于河北人"鸿号"习俗的论述,心中有所不甘。"鸿号"活动曾是河北省许多地方影响甚大的民间风俗,其内容又涉及到姓名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对于姓名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这项活动演变到20世纪50年代     

赤峰狩猎岩画研究

赤峰岩画资源十分丰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开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调查和研究,如今赤峰岩画的全貌已较为清晰。赤峰岩画分布广泛、题材多样,其中风格不同、内容丰富的狩猎岩画再现了赤峰地区史前到历史时期的狩猎场景与狩猎文化,丰富了我们对赤峰地区不同阶段社会的认识,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

保甲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制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在清代有徐栋所辑《保甲书》,20世纪30到40年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研究、谈论保甲制度的高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甲制度的研究比较长时间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陆续有专门的文章发表,可喜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出现了由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新资料得到发掘和运用,研究范围和视角得到拓展等新趋势。但就目前来讲,民国时期保甲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2007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清史研究领域以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特性为视点,以地域社会论为中心的研究十分流行,这方面过去已有很多的论述。笔者这一代虽然不曾亲临其境,但的确有过摆脱阶级斗争论或乡绅论束缚的社会史研究,它就像强劲的新上市股一样被关注过。近年,又开始盛行以边疆为中心的论述大历史的倾向,恐怕也有它的理由。目前“地域社会论”与其批评的正反两方合而为一,正在形成曾经被视作“边缘”的又被提升到“中心”位置的新趋势。这无疑受到了上述风潮的影响,也是2007年明清史学界给人的强烈印象。     

国外所藏五件镶嵌铜牌饰的初步认识

本文讨论的是五件现存国外的镶嵌铜牌饰的分期与年代。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铜牌饰应属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并流散国外的,到20世纪90年代重新为中国学术界所知,但仅限于文字描述。2002年,作者在访英期间留意收集了这五件铜牌饰的图片和线图资料,这是对这些牌饰的再发现,也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珍贵新资料。     

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

海外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起步阶段,纪实文学、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为主流,学术研究处于发轫期和积累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学者相继参与其中,文学叙事、史学调查和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和传播热潮遍及中国、欧美并产生深远影响。三是21世纪以来的立体成熟阶段,既有战时日本医学和纳粹医学的横向比较研究,又有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纵向深入研究,侧重当代社会的反思与行动、和平与和解等现实问题,并且注重考察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海外七十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仍有待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