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征税权演变与政治文明

税收与现代政治文明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政制度,很大程度上就起源于对政府征税权的限制。欧洲中世纪以来对征税权的限制,导致了建立有限政府的努力,并促进了议会和代议制的诞生,以及近现代宪政的起源。尽管议会的成长造就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但是一个体现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的社会要求超越“税收法定主义”,走向“税收宪政主义”,这就是欧美宪政发展的历史经验。     

漫话牛经纪

近代农村集市实行包税制,县政府或委托商会对某集或某行市的税收额公开招标,竞标者中标后发给牙帖,由此中标者取得了应标集或行市的征税权,称为官牙。官牙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人,否则不会中标。官牙雇佣他人协助征税,被雇佣者称为私牙。     

南京市地方税务局

该局大力弘扬“创业、敬业、精业”精神,不断强化税收征管,积极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南京地方经济服务。近年来,该局按照“依法征税、应收尽情,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总原则,     

官民互不信任致使税收失控

税收节节上升与中小企业困境形成鲜明对比,减税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征税者的道义责任。     

税收中性、税收利益与国际重复征税减除方法的选择

为了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现象,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有三种:扣除法、免税法和抵免法。这三种方法在消除重复征税、保证税收利益、实现税收中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各国国情和具体的经济政策不同,在各种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不同的偏好和倾向。税收中性原则日益受到重视,并充分考虑税收利益。     

罗马税制的积弊与戴克里先税制改革

分析戴克里先税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能只看改革措施本身,必须把税收问题与帝国3世纪的财政危机联系起来考察。共和国后期逐步确立的罗马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国家征税没有统一的税则和成文的税法,没有彻底的土地和人口普查,对税收完纳的日期、方法、数额没有具体界定,造成赋税名目繁多、税收混乱。罗马税收中唯一形成制度的是征税方式上实行包税制,但是包税制本身有其弊端和危害,包税商和总督勾结,中饱私囊,损害国家利益;后来包税制逐渐被破坏,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妨害社会生产的不良作用。从戴克里先的税收改革措施来看,他还是找到了罗马税收问题的症结,税收改革措施本身没有问题,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首先是3世纪社会经济危机太深;其次,罗马税制之弊由来已久,且积弊已深,实际上已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救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克里先税收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清代烟草税收研究

烟税在当今中国的财政收入中有重要的地位,而烟税并非朝夕形成的.烟草自明万历年间传入之后,中国历届政府随即开始了烟禁政策.烟禁失败以后,则开始对烟草实行征税政策,清朝初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烟草税收.清朝前期的烟草税收,主要分为烟草商品税与烟草关税,烟草一般作为"百货"与其他商品统一征税.晚清时期,清政府开始征收烟草厘金,烟厘被从厘金之中提出,与酒厘形成烟酒税,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逐渐演变成当今的烟税.     

金融危机对青海地方税收的影响及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进而对地方税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结合青海实际,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青海地方税收呈现的主要特点;进而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影响青海地方税收增减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青海地方税收增长的路径选择等。     

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因应裁厘需要,开始正式征收营业税。依营业税法规定,该税本应由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当时,地方政府及工商团体却不顾中央禁令,私下签订包征协议,普遍由工商团体代征甚至包缴营业税,以稳定裁厘后的地方财政,使包税制呈现出"团体包税"的新形态。此种情形虽然不单独存在于营业税的征收过程中,但以营业税包征最为普遍。这一现象的内在成因十分复杂,涉及中央、地方、工商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平衡问题,亦说明国民政府建立现代税收国家的努力遭受顿挫。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再论19世纪英国废除窗税的原因北大核心CSSCI

英格兰及威尔士于1696年开始征收窗税,之后政府不断修订、重申有关窗税的法令。19世纪30年代,窗税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于1851年被废除。窗税之所以被废除,其外在原因是在公共健康运动中,窗税被理解为对健康的税收,并在客观上恶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导致疾病和死亡。内在原因包括:评估员入户清点窗户数量侵犯隐私;征税不公正,对中下层民众造成的负担更重;法令中没有对“窗户”加以定义,使得任何缝隙、开口都符合征税条件;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关于公共健康的立法开始与窗税立法相矛盾,导致窗税在法理上失去存在的基础。窗税被废除后,英国政府开始把税收作为促进公共健康的手段之一。     

从“籍民入所”到“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明初至清中叶,国家管理沿海渔民的方式从移植针对内地定居农民的户籍身份管理,转变为根据濒海人群生计特质,通过船只来掌控流动的人。明初设河泊所登记渔民并征收渔课。地方官府为解决亏欠问题,默许濒海豪强以承揽渔课为条件圈占海界,构成晚明华南沿海军事化的基础之一。为应对寇盗、取消包纳且有效征收,闽粤官员探索出围绕濒海人群流动性的凭借——船只进行管控的新方法,如以船只或港澳为中心编制保甲、对渔船课税。清廷继承"以港澳控制船只,以船只约束渔民"的思路,完善樑头制度以实现治安和征税。局势趋稳后,则侧重点从治安向税收转移。以舟系人与滩涂经界相结合,构成清朝对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建构了18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     

英国中古前期的税收习惯

税收习惯是英国中世纪赋税征收的法律和制度依据。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税收习惯在常轨运行的基础上,通过调适、排异、变通、成文等方式获得承续与更新,排除了易于形成习惯的异质行为,废弃了淡出社会需求的旧习惯,吸纳了适应社会变迁的新习惯,由此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税收习惯体系。税收习惯不仅在征税活动本身,在日常用语交流、政府文件制定、政治经济关系运行中都曾有活跃的表现,并得到了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遵循。税收习惯具有鲜明的法律和制度效能,通过这种效能干预国家和社会管理,维持财政收支格局,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量。     

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

晚清至民初所得税一直在筹备试行,然频遭民间反对未竟完功。至1936年,国民政府为筹备抗战财政,强力推行全面开征。在此进程中,国家与民间就税收开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不断交涉,其中以1936年前后最为激烈。国民政府通过党政体制对所得税进行立法,社会各阶层则通过报刊舆论、上书请愿、团体呼吁等方式表达诉愿。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纳税人阶层在职业团体统筹下,要求政府暂缓征税或修法减征。学者、媒体亦各本立场,发声参与。行政院、财政部及立法院等官方机构对社会予以正面回应和解释,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争取舆论支持。纳税人基于纳税义务而生的权利意识有明显增强,民间的税权表达对税法修改和税政实践有所影响,但官方之既定决策未受动摇,依然掌控着税收的开征权。在征税方与纳税入以法定职业团体和舆论空间为基点共构的交涉机制中,民意表达内化的制度渠道仍然缺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商界的税收纷争——1931年营业税法颁布前后的分析

以营业税抵补地方裁厘损失是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中央与地方税收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地方政府所订税则却遭到各地商界的强烈反对,以致税收纷争此起彼伏.国民政府颁布营业税法,试图缓和地方政府与商界之间的矛盾.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地方政府不得不与商界达成某种妥协,而中央税法则沦为一纸具文.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以集权为主的分税制...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税收几个问题研究

本着重介绍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近十年的财政税收情况,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自治地方税收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强调要切实加大对自治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供决策参考。     

为什么民众不以偷税为耻?

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     

从个体商业缴税的演变看转型期的政策机制

在个体户诞生之初,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征税,针对个体商业创造了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政策,并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推行。但在实行了十年之后,却不得不停止这种政策。通过对个体商业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政策机制:地方政府与私人的互动。     

从赋税来源与用途看英国近代议会与税收

16世纪始,英国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税制相对完备。主要表现为议会掌握着税收大权:一方面,赋税的征收权由议会掌握,国王要征税需征得议会同意。另一方面,赋税的开支和使用亦由议会监督。倘若有国王试图与议会争夺赋税大权则必然招致议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最终失败。在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背景下,赋税的用途亦有所变化,开始了由主要用于战争向用于政府日常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的转变。本文试图从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和光荣革命后三个时段阐述英国赋税的来源与用途及与议会的关系。通过对英国近代赋税来源与用途的分析,了解现代化税制的建立对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成果。     

宋代遗嘱征税的性质——兼论析产与继承的区别

宋代的遗嘱征税对象,只是针对“户绝”时的遗嘱和传承与儿孙等承分人以外的部分财产,征税时间是在“合改立户”也即过户之时,属于契税而非遗产税。这种在家产传承中只对非承分人所承继部分征收契税的做法,与古代社会“同居共财”制度的特性有关,也说明古人已经将家产传承区分为析产与继承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