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扬州府志》刍议

<正>扬州因与关涉国计民生的漕运、盐业、黄淮水利关联紧密,所以有“扬之志为天下志”^[1]之说。而在宋、明时期,共编纂出七部扬州府志：〔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洪武〕《扬州府志》、〔成化〕《惟扬志》、〔嘉靖〕《惟扬志》和〔万历〕《扬州府志》。但是,前五部早佚,故“府志以〔嘉靖〕《惟扬志》为最古”^[2]。可惜的是,现存天一阁藏本〔嘉靖〕《惟扬志》残缺多达二十卷,故〔万历〕《扬州府志》成为最早且保存完整的扬州府志,值得重视和研究。     

安阳地名考

我国历史上以安阳为名的地方有近二十处,其中河南豫北的安阳,向来是黄河流域的重镇,并且为殷墟所在地,因而久著史册,驰名中外。安阳的沿革、山川、人事、古迹等,在《安阳县志》、《续安阳县志》与《彰德府志》、《河南通志》上都有记载。但是对“安阳”名称的来历,一直没有妥当的解释。     

朱睦■与明代河南地方志编修

城市经济的活跃,地方文化的繁荣以及官府的大力支持鼓励,促成了明代方志编修的盛况。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朱睦,秉承教化社会和经世致用的目的,积极顺应时代潮流,革新编志思想,规范志例纂写,严谨考证,注重史实,参编了诸如嘉靖《河南通志》、万历《开封府志》、《皇朝中州人物志》等多部河南方志,为推动河南方志学理论完善,传承和弘扬中原地区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史籍所见古代《漳县志》钩沉

漳县在古代曾修纂过县志,但文献实物早已散佚。通过重点考察嘉靖《陕西通志》、乾隆《甘肃通志》和康熙《巩昌府志》3种涉及漳县古县志的上级政区方志,并参稽其他文献,从史籍中明确考知的古代《漳县志》至少有两种,一种至迟在明代嘉靖年间问世,另一种则系清代顺治至雍正间新修,不排除可能还有其他古本漳县志。     

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与价值

嘉靖《定海县志》是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在浙江倭患平息以后所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张时彻的个人经历及人际关系对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旨趣和取裁影响很大。除此之外,张时彻早先编纂的嘉靖《宁波府志》也成为嘉靖《定海县志》模仿的范本。尽管嘉靖《定海县志》对府志沿袭很多,但张时彻也作了很多改动,这些改动使得《定海县志》更加完善。嘉靖《定海县志》不仅保存了很多现已散佚的时人作品,而且相关记载可以更新我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总体来看,它是一部质量较佳的志书。     

道光《遵义府志》的朴学特点

郑珍、莫友芝在道光年间纂修的《遵义府志》,无论从体例、内容,还是叙述方式中所体现出的对考据与实证原则的重视,都反映出《遵义府志》明显的朴学取向。无论是内容上对地理沿革的强调,还是叙述中对史迹典章的考订、纠谬,以及对考证过程的如实记录,都体现出《遵义府志》对考据学方法的承袭。《遵义府志》对朴学考据方法的借鉴和叙述方式上的特征无疑是《遵义府志》"朴学"取向的关键所在。     

钦廉方志在修纂上的两个特点

钦廉地区方志之书,有《廉州府志》,明嘉靖年间成于知府何御之手,清康熙年间再由知府徐化民重修,康熙末又有徐成栋之校刊,乾隆前期,有知府周硕勋再次重修,至是有较为完备之府志,最后重修于清道光十三年。有《钦州志》,明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创修,天启间知州李五美再行修纂,清康熙间马世禄又重修新志,道光年间知州朱椿年又予重修。另有《合浦县志》与《灵山县志》,各与府志州志错综经纬,详略互见。钦廉方志之纂修,几经续断,颇历沧桑,其间之成书特点与甘苦业绩,有足述者,兹举二项略述于下。一是关于修纂两志的人力特点边疆史志之纂修,良非易易;而钦廉两志之撰修人材,更大有其独具之特点。(1) 因地处要荒边陬,朝中大吏因故贬谪前来者有之,鸿儒硕彦流     

徐一夔和《洪武杭州府志》

《洪武杭州府志》是明代杭州的第一部府志,也是继宋临安三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杭州方志。作者是当时颇负文名的徐一夔。惜不久这部府志就散佚了。明嘉靖间,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谈及是书,但称“今不传”;明王圻纂《续文献通考》、清官修《明史》,均未著录此志。明夏时正作《成化杭州府志序》,虽提到“郡有旧志,洪武中郡学教授徐一夔所修,”但于该书的卷数、体例均无考。至于该志纂人徐一夔的事迹,《明史》本     

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

一贵州地方志的纂修,始于宋代,有《思州图经》、《黔州图经》。元大德六年有李京《乌撤志略》四卷,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载有元代《贵州宣慰司志》,书皆不传。明代流传下来的有一四一八年(永乐十六年)沈勖撰《普安州志》十卷和一五三四年(嘉靖十三年)题田秋撰《思南府志》八卷。二书皆藏天一阁,有中国书店影印本。今存属于通志性质之书,有嘉靖中(或云宏治时纂)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赵瓒撰、金陵沈庠删正     

论太原龙山道教石窟的开凿

龙山石窟（图一）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元代道教石窟群,位于今山西太原西南20公里处,《永乐大典·太原府志》、《（成化）山西通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太原府志》、《（顺治）太原府志》、《（康熙）山西通志》、《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太原府志》、《（道光）太原县志》等明清文献均有所记载。以上文献,除《永乐大典》外,均将龙山石窟主体的修建年代系于元贞元初（1295年）。但是石窟保存有五处时间明确的题记,覆盖的时间范围为：1234-1239年;三通有关龙山石窟修造主持者宋德方的元代碑铭^[1]则将此事系于1234-1236年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山西龙山石窟概说》中将其系于1234-1244年间,陈少丰认为建于1234-1239年间^[2]。     

《嘉靖河间府志》“汉河间国”辨误

《嘉靖河间府志》关于“汉河间国”的记载有多处错误 ,用来证明汉代河间国的沿革不妥 ,《汉书·地理志下》“景帝二年改信都国为广川国”亦误。中国传世的地方志是明清以后的 ,引用地方志证明明代以前的历史一定要慎重     

历代《赣州府志》纂修述略

宋以前《赣州府志》的纂修踪迹,可追溯至西汉,惜年代久远,已散佚不可考。但从现存文献来看,南朝宋邓德明《南康记》应为赣州旧志之最早。宋元史志可考者有李盛《赣志》和周梦祥《赣州图经》。明代有唐胄等《虔台志》、董天锡等《赣州府志》、天启《赣州府志》等。清朝时,共进行五次修志。历代《赣州府志》保存了赣州的地理沿草、风俗物产、人物名宦等方面的史料,对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帮助。     

池州地方志记载了李白与《秋浦歌》

安徽皖南地区历代地方志书都记载了盛唐诗人李白在宣城、当涂、南陵、秋浦等地的游历与创作。其中明嘉靖、万历等《池州府志》、《贵池县志》记载了李白游秋浦的过程和他的名作《秋浦歌十七首》。贵池县（今池州市贵池区）,唐时名秋浦县,因境内秋浦河而得名。李白一生,     

方信及其家世友人考

方信是明代徽州人,太学生,生活于弘治到嘉靖年间,他编纂的《新安志补》,主要是对《新安志》和《徽州府志》这两部方志进行补正,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一直以来,对于方信的生平知之甚少,甚至无法考证。本文将据有限的资料,对方信的家世、生卒年代及友人进行逐一考证。     

缪荃孙与光绪《顺天府志》

光绪《顺天府志》被誉为＂近世方志之冠＂。是志体例匠心独运,地方特色突显,征引广泛,考证严谨,延揽名儒才俊,博采众家之长。     

乾隆《丽江府志略》考述

完成于清乾隆八年(1743)的乾隆《丽江府志略》,是丽江第一部官修志书。乾隆《丽江府志略》以万咸燕《雪山外史》为底本,而《雪山外史》实为万咸燕亲见亲闻、实地调查及查阅史志著作、档册、碑刻资料所得。乾隆《丽江府志略》的资料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实地调查,二是档册,三是史志著作,四是碑刻资料。由于该书有较多的资料来自档册、实地调查和碑刻,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成化《重庆郡志》和万历《重庆府志》考

成化《重庆郡志》和万历《重庆府志》两志由于明末清初战乱,早在清代嘉道时就已经流传甚少而不被入知晓,对其研究更是缺失。目前,成化《重庆府志》只有5卷残卷（藏国家图书馆）,而万历《重庆府志》有64卷残卷（藏上海图书馆）。历史上重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迟缓,所以,明代重庆地区的方志文献的价值较大。两部明代方志残卷的资料在研究重庆地区经济史、县的境域、县以下的乡里、宋蒙战争、灾异等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北京方志源流考略

北京最早的方志可追溯到秦代,《燕十事》和《燕丹子》有涉及燕国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方志为元朝的《析津志》;明代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方志;清朝光绪《顺天府志》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部志书,也是流传最广的府志。     

林则徐与《大定府志》

林则徐从政期间,重视地方志工作,曾亲自为《大定府志》六十卷撰写序文。     

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续二)--《思南府志》《思南府续志》《思南县志稿》

本为系列章之一,对贵州历史上各时期地方志中的建制沿革部份进行纠谬、考证,为研究地方史志提供参考,纯属个人意见。本所考明嘉靖《思南府志》等三志书,先介绍各志编修情况,后依次对沿革、建置进行考证,提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