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与“胡风事件”

正何干之(1906—1969)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党史专家,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大军,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根据地从事理论教育,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新中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奠基人。"胡风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生在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它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开场,以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为高潮,以知识界的一个重大错案而落幕,给党的文化建设事业留下沉重教训。     

毛泽东决策“三线”建设

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区进行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这是新中国处在各种强大外来势力包围下,举全国之力所进行的一场盛大的自强运动.“三线”建设,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战略眼光与构思,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对西部的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考察40多年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可以勾勒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轨迹。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发展脉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这一演进逻辑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     

“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是照搬“苏联模式”吗

<正>"一五"时期是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开端,在新中国规划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五"计划开始后,为了配合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国家开展了以西安、太原、包头、兰州、洛阳、武汉、成都和大同八个城市为重点的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编制工作大致于1953年正式启动,1954年12月     

略论“三大执政”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全新思想。这是党总结55年执政历史经验后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更是新形势下确保党更好地执政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三大执政”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理解。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就是党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制度、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执政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真正认识…     

2013畅游“美丽中国”

十八大报告中首提美丽中国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表示，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对于旅游业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也谈“普世价值”

（一）争论从何而来？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于5月22日发表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提出：“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史”与“志”

<正>7月16日,黑龙江省志办应邀参加中国当代研究所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级研修班(第三期)。这也是有史以来黑龙江省志办第一次率全体业务同仁参加国史研修课程的学习,这对我们认知国史是一次很大的帮助。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难忘“争气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历史

2018年12月29日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这座大桥当年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收入"世界吉尼斯记录",有"争气桥"之称。她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乃至世界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作者通过走访当年的建设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为我们还原了大桥的艰难建设过程,我们得以借此了解当时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又是如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征稿启事

正1978年,中国历史翻开了不平凡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吹响了中国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进军号角。时至201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伟大征程。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实现了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取     

“汉语”危机:“危言耸听”还是“先知先觉”

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是一个民族中最稳定的因素。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整个民族也就消失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是一个文化物种,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文化结晶,它包含了民族的思想和感情,有着一个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而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流传最为悠久,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语言,如今却正     

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

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强烈反响,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很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次论战的基本问题作以简要的述评。     

“乡愁中国”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述评

<正>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和必由之路。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作为中央新一届执政集体深化改革的主体内容,其核心现已明确为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在总结前此中国城镇化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并在党的十八大会议公报中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主旋律而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人的城镇化"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指向,亟需深化、细化。2013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中央以特殊的修辞方式对未来的城镇化建设导向提     

“一国两制”与香港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①“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对于～国两制”的基本内涵,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②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95年5月发表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     

百年“南洋”

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华侨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投身祖国的工业建设,在艰难的环境下创造出了不平     

“中国元素”成就世博会“亮点”

<正>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犹如一枚硕大的朱红篆字中国印,静静地矗立在黄浦江畔。它与国内31个省区市的展馆一起,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的魅力。悠悠五千年历史,古老与现代相融的中国充满了无数令人神奇惊讶的色彩。本届世界博览会上,"中国元素"无处不在,处处凸现了中国文明、科技与人文精神理念。"中国元素"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背后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正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现代中文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     

“村村通广播电视”的提出与实施

正"村村通广播电视"是在1998年1月广电部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至今常出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领导讲话中,在宣传文化系统更是称之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我后来琢磨过,如果将解决全体中国人民听广播、看电视的整个工作比做一个"金字塔",     

论说所谓“土耳其斯坦”

本文从突厥的历史论证突厥只是中国的一个古代部族的名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突厥诸部向西迁徙,遍布于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他们在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名称,不再统一称为突厥,突厥成为一个语系的名称,在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突厥族。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过去误译为土耳其斯坦。由于突厥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布的地区不同,因而突厥斯坦的地域范围也不一样。到公元１１世纪以后,今中亚地区才可算是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一名是１９世纪初期由俄国人杜撰的,从未被中国接受。１９２４年以后,苏联也不再使用突厥斯坦这个地名。有些人坚持使用东土耳其斯坦一名,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坚持使用东突厥斯坦一名的人还企图把新疆说成是突厥族一个民族的地方,这也是说不通的。本文以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事实论证了新疆属于新疆各民族,属于中国。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不能得逞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