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五访阎锡山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任振河在西安事变前的１至１０月间,张学良为寻找联共抗日的同路人,曾五次亲赴山西秘密访问阎锡山。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期坚持“拥蒋剿共”和“亲日反共”的政策,直至１９３６年５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他的政治态度才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时的决策调整

正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苦谏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联共抗日无望的情况下,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批军政要员扣押,此即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因为事变来得突然,加之详情不清,中共中央最初只能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一般了解来判定应变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纷至沓来,事件实质逐渐清晰,中共中央随即     

张学良将军身边的“三剑客”

二四年第五期○○张学良将军的身边有“三剑客”,他们是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九。虽然他们不为人所熟知,但在西安事变前后,从辅佐张学良抗日联共到实行“兵谏”,以及后来发生的“二二”事件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三剑客”力主抗日,竭力促成全民御敌大事,功不可没;也由于一时不够冷静,冲动之下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一“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我东北境内如入无人之境,战火迅速向整个东北三省蔓延。1934年2月,蒋介石把驻防华北的东北军调到“剿共”战场,先后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中央考察团“在陕北苏区纪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发动的持续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停止了下来,国共两党的高级代表从1937年2月起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国民党中央为了研讨和制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名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实则确定了联共方针,启动了     

看守张学良的宪兵谈张学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专机抵南京。蒋下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扣押张学良。知其内幕的宪兵司令部上尉书记官廖逸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捕,在狱中交待了宪兵看押张学良时的一些内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合作信使

在西安事变期间,高福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 高福源是我的老乡,又是我在东北讲武堂时同期同学中的一位优秀生.他酷爱读书,好学不倦,性格豪放,正直诚实,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都很器重他.他虽曾一度参加“剿共”,但是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迅速有所觉醒,改弦易辙,终于走上联共抗日的光明大道.     

在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徐治范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60多年了。60多年前,是谁最先抓获蒋介石的?各类记载均语焉不详。 1985年10月30日,《成都晚报》第二版登载了一篇题为《二十年沉冤得昭雪》的短文,大意是说,张学良贴身侍卫官,曾具体参加西安事变,为促成国共联合抗日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分别担任过西安、江     

蒋介石三见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同年12月25日,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一般认为张学良羊落虎口,从此就以“待罪”或“获罪”之身,再也见不到蒋介石了。但是,随着蒋介石和张学良日记的解密,才披露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二人曾有i次会见。     

从“训词”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的思想轨迹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伴随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联共逼蒋抗日的宗旨得以实现,从而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并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西安事变会发生?为什么张学良会在这一事变中扮演主要人物?为什么这一事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这决非偶然性的因素所致,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固有的内在规律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偶然性中为自己开阔道路”。按照事物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中共代表刘鼎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代表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联系。并帮助张学良筹划军事,培养干部,创办刊物,又和张学良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为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学良寻找中共代表张学良是1935年9月从武汉行营主任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他把全部东北军调来西北。当时他的态度如何呢？60年后他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同时,蒋…     

蒋介石的密嘱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震惊世界,对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是时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张授杨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

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蒋介石会面的时间、次数和陪同人员等问题,长期以来未搞清楚,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新史料进行实证,认为西安事变期间周与蒋曾两度会面,第一次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第二次在25日上午10时许.前次会面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但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二次会面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     

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的一份密嘱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在《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是时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张授杨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蒋介石的密嘱内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的交往——《西园史溯》人物续志之六

《文史月刊》2005年第6期曾经有述,田际康先生曾在《傅公祠的今昔》一文中写道：“傅公祠作为太原名胜之一,在创建的初期,尚供人游览,其后便成禁区,较长时间为杨爱源的军事机关占据。前后在这里住过的有九世班禅、张学良、冯玉祥等名人。”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查考,除九世班禅、冯玉祥（资料已分别在《文史月刊》2005年第6期、第3期刊载）外,傅公祠在成为山西绥靖公署高级招待所后,在组碧楼住过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名人不少。现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频繁交往的有关资料,分述如下。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国民党各派系各霸一方,勾心斗角,亲日派更是蠢蠢欲动,觊觎大权,南京群龙无首,纷乱无绪的苗头争相显露,内战的硝烟骤然升起。在风起云涌的斗争漩涡里,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局势,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处变不惊,纵览全局,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张学良援助陕北红军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已为人熟知。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陕北红军在物资、财政方面的具体援助，知道的人并不多，或不具体。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的陕西省国民党政府民国历史档案、陕甘宁边区政府革命历史档案等史料，形成此文。     

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

自1996年以来,我曾多次飞赴美国,采访张学良将军及与张学良将军有关的人士.关于采访张学良将军的情况,陆续撰文发表(本刊2000年第6期曾发表了作者<张学良为何离人未归>一文--编者).而采访的与张将军有关系的人情况,一直未曾见诸于世.张学良将军已于10月15日谢世,今年又恰逢西安事变65周年,特将我在美国采访时整理的有关章节预以发表,以纪念这位民族功臣.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