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阎锡山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军所有七个师的兵力编为四个纵队,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关上村一战,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阎锡山大吃一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量所能抗拒,便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早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便立即答应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关麟征所属第二十五师孔令恂部、李仙洲部,经陇海路输送到豫西,由通晋的各渡口过黄河人晋,沿同蒲路北上增援。另派三十二军商震部…     

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

东征之役是红军与晋绥军的头一次正面交锋。最初,关于战争的预期,双方都缺乏足够的估计。阎锡山自始便怀疑红军的到来为张学良促成,故拒绝张部增援,而引入中央军。红军与中央军相继入晋,两者都是日本的华北自治政策所不允许的,日方多次向阎施压,要求山西保持“门罗态度”。为避免山西遭受重大的战争破坏,阎锡山没有全力执行蒋介石的在山西围歼红军的部署,企图采取追击方式,以期尽快将红军逐出山西。为此,阎与部属之间产生了围与追的争论。中央军大批开入及其筑碉战术的广泛推行,改变了战场条件,红军退回陕北。阎锡山力倡在陕北围歼红军,但张学良不甚积极。最终,因两广事变的发生,入陕追剿的计划被搁置下来。     

东征红军回师西渡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正>1936年初,在日军侵华、民族危难、蒋介石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继续围剿红军的形势下,初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下,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响应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做出“东渡黄河,挺进山西”的伟大决策。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胜利回师陕北,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扩红（征召新兵）8000余人,唤醒了民众,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

张学良五访阎锡山任振河在西安事变前的１至１０月间,张学良为寻找联共抗日的同路人,曾五次亲赴山西秘密访问阎锡山。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长期坚持“拥蒋剿共”和“亲日反共”的政策,直至１９３６年５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他的政治态度才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红军东征到娄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严重形势,以及陕北地瘠民穷、交通闭塞的客观实际,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通过“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对日作战”,“猛力扩大红军”,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会后党中央即筹划东渡黄河,拟在山西：开辟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在一起,成犄角之势。     

毛泽东与红军东征

毛泽东一生对山西的革命和建设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但真正踏上山西这片黄土地却仅有时间不长的两次。然而,这两次都是在中国革命发生战略转折的关键时期。其中一次就是在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行动,至今已整整60周年。 挥师东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东渡黄河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逐步向晋中、晋东南、晋西北发展,以便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认为东征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到外线去打击阎锡山部,调动其在陕北的4个旅兵力,借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红军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瓦窑堡会议统一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战略指导思想。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宣布:“打倒阎锡山,开通抗日前进路;打倒阎锡山,解放山西。”并命令以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     

抗日烽火中的民族革命大学

1937年11月,太原被日军侵占,阎锡山的晋绥军纷纷溃散,地方官吏也闻风而逃。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阎锡山率部退到了临汾。当时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阎锡山在他苦心经营20余年山西危亡在即的时候,深感他原来的一套旧的封建官僚机构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局面,需要从各方面吸收新的力量,从事抗日工作。在抗日进步力量的推动下,阎锡山打起“民族革命”的旗帜,在临汾创办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杜任之巧改校名太原失败后,当时在运城做策应抗日工作的共产党员杜任之突接阎锡山电报,让他速到临汾见阎。1937年12月上旬,杜任之来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阎锡山见到他就说:“你     

抗战序曲——红军东征纪事

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1936年2月20日晚,两万多名中国人民红军先锋军将士,一举突破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防线,从陕北开进山西,从而拉开了鲜为人知的红军东征的帷幕。 这一历史壮举是如何发生的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建立了在其控制下的所谓“满州国”。之后,又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华北策划了“冀察政务委员会”。面对这一形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只顾“围剿”共产党和红军,根本不进行抗战。这就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重了亡国的危险性。     

晋西事变中的薄一波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阎锡山,想起了被山西两次通缉的薄一波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虽然他与蒋介石的争斗告一段落,并貌合神离地相处着,但他知道,蒋介石吞并山西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种错杂的形势下,阎锡山明显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稳了。这一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但与阎锡山独占山西、发展山西阎记官僚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已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尽管阎锡山是在日本毕业的,并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所知道的陈诚父子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五次围剿,四渡赤水,过雪山、走草地,突破腊子口,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国民党最高当局不甘心失败,仍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速对陕北红军的围剿,派中央军入晋,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任命陈诚为“四省剿匪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太原新民街.     

值得记述的阎锡山二三事

我与阎锡山接触是从1932年开始的.1932年1月、10月,我作为山西省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常委、“一二·一八”惨案后援会主任委员,曾两次受学联会选派向阎锡山请愿.一次是请阎锡山出山抗日,惩办“一二·一八”惨案凶手;一次是促请阎锡山出兵抗日,支援热河.1933年作为李冠洋青年救国团青年委员,曾多次出席过阎锡山召集的会议.1936年,我作为自强救国同志会青年委员和山西“牺盟会”执委、常委,与阎锡山的接触就更多了.     

徐永昌与阎锡山(十)

卅一、阎日勾结谍报频传,蒋介石派徐永昌实地视察,却一无所获“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之后,他运用“中的哲学”,重新研究他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及与日本侵略军的关系,再次“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为自己营造新的“三窟”,以求存在。对国民党,他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且要争取蒋的援助;蒋也怕阎联共或降日以对付自己,所以尽量满足他在扩军和增饷方面的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派代表与阎谈判,确定了两军活动区域和分界线,达成互不侵犯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穆光政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政局变动

1931年12月18日,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在请愿抗日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抗日的背景下,要求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与省党部、省政府执行禁止学生南下的命令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流血冲突.该事件的另一个语境是中原大战后蒋、阎关系的进一步发酵与转变.阎锡山以此为契机将代表中央的省党部驱逐出晋,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国民党党部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山西的竞争颇能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澄田等战犯是如何逃脱惩罚的

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将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日军在山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澄田睐四郎(陆军中将,东京人)列入战犯名单,并要求阎锡山将其送交南京受审.但在阎锡山的庇护下,以澄田为首的一伙战争罪犯都被留在山西捧之为上宾,给予礼遇.作为这伙战犯的办事机构,由日军第一军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原参谋长山冈道武(战犯,陆军少将,名古屋人)为首,还有野心勃勃、“残留”运动的策划者岩田清一(战犯,原第一军参谋,陆军少佐,京都人)等组成了“第一军世话部”(即第一军服务部).不久,第一军世话部根据南京日军联络总部的指示,改称为“太原日本联络班”,受南京总部的指挥.于是,这个专门为残留日军高级干部服务的班子,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阎锡山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山西,阎锡山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运用于实践,逐步提出“守土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为山西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阎锡山从“自存”出发,提出了抗日要求,这为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阎锡山是一位比较     

40年代阎锡山的特务政治

１９３８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打着“民族复兴”的招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以特务组织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在此体系中，官员冗杂、特务遍地，致使整个山西政治腐败，民怨载道。近来出版的各种阎锡山传记，对阎锡山的特务政治，或是零星涉及，或是讳莫如深，故粗成此文，以补史遗。阎锡山的统治体系，主要包括组织、行政、军队三部分，最高权力机构为“十三高干会议”。它原为１９３８年２月成立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高干委员会，因由１３人组成而得名。第一届高干委员会由杨爱源、朱绶光、贾景德、楚溪春、邱仰浚、…     

社会选择出来的干部战斗力强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消灭陕北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挂名）开始他以为陕北红军人不多,长征转战八九个省（当时现在的四川的西部是西康省）,是缺弹缺粮的疲惫之师,战斗力不会太强了。可是一接火,他就打了大败仗,他想不通。他不想再打了,想抗日,收回他的东北失地,     

反共摩擦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阎锡山充当急先锋抗日战争前夕,当日本侵略者严重威胁晋绥地区时,一贯亲日反共的阎锡山,为了自身的生存,他采取联共抗日的策略。真正促使阎锡山这一转变的,是毛泽东亲自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在释放红军东征期间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时,对他晓以大义     

建议学点黑龙江历史(续五)

七、抗击日本侵略的十四年(一)人民奋起抗日1931年6月,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偷入我禁区,查获间谍罪证后被处决,即“中村事件”.7月,长春万宝山中朝农民发生水利纠纷.日军警察干预,打伤中国农民多人,反诬中国打死朝鲜农民,即“万宝山事件”.日本在朝鲜煽动排华,并鼓吹“满蒙危急”,挑动战争.蒋介石电令不抵抗7月12日,蒋介石电张学良对日军之挑衅,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     

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

红军东征前,华北局势动荡,陕北苏维埃革命蓬勃发展,对阎锡山的统治秩序造成冲击。阎锡山研究苏维埃革命,既产生畏惧心理,又赞赏中共的民众动员,认为军事防共无用,提出山西全体总动员之防共,着重从政治方面笼络民众,利用富人阶层改变不良政治和社会风气以防共,试行土地村公有以“消共”。受南京中央政府压迫,阎锡山派兵赴陕协助“剿共”,通过驻陕晋军将领汇报,对中共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阎锡山对中共的军事防范日趋主动,自我感觉防共较有信心,结果晋军防共体系遭到红军重创。阎锡山久经政治变局,多能从容应对。可是面对中共革命,阎锡山高度紧张和焦虑,费尽心机,多方研讨并获取中共信息,对中共革命的认知较为深刻,但应对策略违背经济规律,停留于空想层面,无法消除苏维埃革命并突破当时新旧博弈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