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

石鼓文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刻石文字。大篆书体,刻在十个鼓形石上,内容为记述秦国君游猎的四言诗。刻石年代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时诸说。唐初出土于天兴(今陕西凤翔)三畤原。其中一石字已漫漶,其余九石也有程度不同的残缺。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一)。     

谈四川宋墓中的几种道教刻石

在四川地区的两宋墓葬中,曾经出土过几种形制特殊、文字奇异的刻石,即所谓“敕告文”、“华盖宫文”和“镇墓真文”。这几类刻石的性质和作用,已有同志指出“可能是一种用于辟邪的道士字”,或为与道教迷信有关的一种“镇墓石”,这些推论,都是正确的。本文拟进一步对这几类刻石的内容及其有关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就教於识者。 一、敕告文     

功在千秋──记护卫国宝的公路专家张佐周

国之瑰宝刻石纪事，古之传统，若追溯起来，几乎与中华文化同时诞生。至今许多考古、文字、历史乃至社会学家仍需从石刻的述录、吊文、祭颂、纪事、墓铭中去论证史实，去考查凝聚于石刻上的社会文明程度。因为，能耗以时日镂刻于石，尤其是临山镂刻被称为“摩崖”的文字注...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石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题记及图像释读

<正>2013年4月,在山东省邹城峄山镇北龙河村发掘的宋金墓葬中出土了东汉汉安元年(142年)祠堂题记,上有图像和文字,是迄今发现的汉代祠堂题记文字最多的一石,是研究汉代纪年画像石的重要资料[1]。在文字释读上,已考释出580余字,并大致句读出题记的主要内容。但因异体、俗体、方言之辩,或涉丧葬习俗之故,或因风化、字浅之     

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

1980年7月,在成都东郊发现的作为明代墓中抵墓门之用的两块有铭文的刻石和部分镌有图案花饰、动物浮雕的残石,实系东汉时期墓阙遗物。这些雕画,对于研究汉代的绘画和雕塑,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实物材料。而那三组年代不同、内容丰富、书风各异的阙铭(其中一阙石,镌有不同年代的两组文字,这在汉阙铭刻的形式上,是别具一格的),则对于研究我国汉代历史、风俗礼仪、特别是对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及其发展历史,具有珍贵的价值。本文拟对此刻石铭文进行初步探讨。     

1960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下)——钱存训著《书于竹帛》英文本第二版后序

三、石刻、玉文、及陶文 在早期,石、玉、陶器是文字记载最普通也是最耐久的媒体.石刻最早的例子是秦石鼓,大概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产品,后来就成为传载永久文件最相宜的媒体,如墓志以及儒、释、道家的经典①.正如钱教授在此书中所解释,纸的最早的用途之一就是拓印石碑或其他石刻.有文字的石刻记录与有铭文的青铜器记录是同样的散漫.据说现在存有10万块刻石,但仅有3万件拓片问世,最近有几部拓片合集和索引出版②.     

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

<正>2010年1月,在西安市阎良区石川河道内发现一件秦铭刻石,最近已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伟刚撰文发表,并有很好的讨论[1]。笔者读后有些新的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据介绍,这件刻石近于长方体,其长边尺寸为211厘米,另外两短边分别为69、60～62厘米。从这些数据看,刻石截面与长边的比例小于1∶3,可以称其为石条。石条底部及两侧有刻铭(图一),今隶写如下:纳右中部。工讙。石堂再施木卅(三十)六。袤九尺,广二尺九寸,后(厚)二尺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

<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1]。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做了不少探讨。陈昭容总结前人研究,归纳出"正字形"和"正用字"两种主要意见,作为认识"书同文字"政策的两个层面。她认为,"书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即废除与秦系文字不合的字形写法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而在"正用字",即改用与秦文用字习惯相同的通假字方面,则效果不彰[2]。     

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释

本文考证蒙古国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上的文字为纪功铭文。由于国内外现存有确切可解读年号的契丹大字刻石非常罕见,因而此刻石具有极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本文首先介绍了此刻石的发现过程,其次结合《辽史》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考察,最后对照汉字、女真字以及已经解读的契丹大字,对石上所刻文字进行了初步释读。     

连云港市西汉界域刻石的发现

东西连岛位于连云港市东北海中,与连云港港口隔海相望,相距约2公里.因该岛系东西相连的两岛组成,故名.所发现的西汉界域刻石位于此岛最东端羊窝头峰北坡(图一),灯塔山两侧临海处,地理位置为东经119°29′18″,北纬34°45′.刻石面海而立,距海平而平均潮位高约8米.由于刻石处于岛上最偏僻处,加之地势险要,人迹罕至,故久无人知.直至1987年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人员在连云区开展文物普查时,连岛乡文化站站长杨光凡同志报告,始知此刻.据杨同志介绍,刻石1984年发现时已裂为二石,且不在一处.左侧一石即在今处;右上侧一石,原在右上方高约4米处的一块向左倾斜的岩石上.现二石中间尚有4厘米左右自然断裂隙缝.透过隙缝,岩石断面十分清晰,二石石质相同(花岗片麻岩),刻字风格一致.据此,可认为二石原为一石,后裂为二.左侧一石先行滑落,右侧刻石乃近年来滑落至此.(图二)     

宁夏隆德出土有銎纵刃石锤斧研究

有銎石锤斧是先秦时期流行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1]且造型特征鲜明的一种石制工具,形似锤,体厚重;一端无刃,可用于锤击,另一端有刃,可用于砍伐等,中有圆形或椭圆形銎孔以纳柄。相对于安装的柄部而言,有的刃部呈横向垂直,有的刃部呈纵向平行。据此,可将有銎石锤斧划分为横刃和纵刃两大类,其中纵刃石锤斧不仅发现数量多,而且分布地域广[2]。     

明代北京国子监《古文孝经》刻石考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有《古文孝经》刻石两方,为明代天启三年北京国子监官员共同刻立。本文首先对该刻石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旧拓与石刻艺术博物馆所制新拓的泐损情况做调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用旧拓本所录经文内容与现存多个《古文孝经》版本相较,推测刻石底本是一个与当时常见的古文本不甚相同,甚至是参照今文改易过部分文字的经本。此外,文中还梳理了两方刻石从北京国子监到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流转经过,并通过对注释内容及作者蔡毅中的考察,说明这两方刻石既体现了蔡毅中等晚明孝经学者的政教观点与政治诉求,也是晚明时期孝经学思潮兴盛的实物佐证。     

金乡汉墓“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考议

山东济宁金乡汉墓出土刻石有涉及盗墓行为的文字。有学者解读为对"发""丘"者的诅咒。刻石文字作为重要的社会史信息,反映了当时盗墓行为的普遍。而其中所见"孝思贞廉,率众为善"等,则是正面的道德宣传,与"发""丘"形成颇为特殊的关系。金乡汉墓石刻所透露有关盗墓与反盗墓及其他文化现象,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体现汉代社会文化多层次多色彩的复杂风貌。     

关于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文字的初步分析

在嘎仙洞东侧背北石壁新发现的文字 ,很可能是与《魏书·礼志》记载相一致的正本 ,而西侧刻石是与《魏书·礼志》记载不一致的副本。     

谈拓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正> 河北省博物馆存有一批历代拓片,数量较大,但尚未定名和确定时代。为了作好这些拓片资料的登录工作,自1988年开始,我们陆续地整理了2200余份拓片。这些拓片来自全国各地,种类繁多,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书法史的珍贵资料。我们从拓片资料整理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撰写此文,就教于专家及同行。 一、拓片资料整理的意义与要求 何谓拓片?拓片是指那些“以湿纸紧覆在碑帖或金石文物上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图形的印刷品。”历代的拓片在博物馆藏品中是一个重要类别。拓片种类繁多,包括碑、墓志、摩崖刻石、石经、佛经刻石、经幢、造像铭文、以及刻帖和游记刻石、画像石、画像砖、碣、塔     

四川新出土一批汉代碑刻

西汉刻石为数极少,自东汉开始,碑碣渐兴,而成为书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主要载体。载体改变,挥毫天地大增,使书者无论在用笔、结构、章法等形式和作品整体气象乃至意境美的表现上,都有了更为充分的锤炼、积累和提高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字刻石的工具、技术也随之逐步提高。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压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莲池书院法帖》杂谈

<正>《莲池书院法帖》是清道光十年(1830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其家藏唐以来名贤墨迹和旧拓命人摹刻上石的,因刻石原嵌于莲池书院南楼壁间,故名《莲池书院法帖》,目的是让人们观摩学习。莲池书院建筑被英、法、德、意四国联军毁圯之后,刻石移入高芬轩两     

书讯

<正>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日]林巳奈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9月出版,定价:44元。本书图文并茂,从具体而微之处阐发青铜纹样的考古与审美之意。是系统探讨中国古代青铜器兽面纹与中国诸神之关系的学术著作。作者以各地、各时期出土的实物为例,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及其后的兽面纹、人面纹娓娓道来,内容包括兽面纹的形成与变化、普通兽面纹和复合兽面纹以及珍贵兽面纹的形式特征、象征意义等。书中有大篇幅的图片供参照,从具体而微处阐发青铜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