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盐法道”建置考论

明代创设的监管地方盐政事务的盐法道,是我们重新理解明代地方道制与盐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由于明代盐运司等地方盐务机构无力统筹管理食盐专卖的全部过程,创设盐法道成为朝廷解决开中法败坏后盐课无征、管理失控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景泰年间,朝廷最先令四川、两广等地盐法由司道官督理;天顺、成化以后,蔓延至云南、河东、陕西、山东等地;嘉靖以后,两浙、长芦、两淮等重要盐产区以及不产盐的江西、湖广、河南、贵州等纯销区省份,都开始普遍设置专管盐法的道员。盐道的设立与职权扩张,促使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管理以及分散于府县的疏销责任集中到省级层面,盐政管理呈现一定程度的集权化,这一趋势为清政府所继承并进一步推向纵深。     

晚清时期淮盐总栈选址的历史地理考察

<正>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两淮盐务自身的管理漏洞以及南京—镇江河段的河道变迁,从而导致仪征淮盐总栈重新选址和内部整顿。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综合此前数任官员的两淮盐务治理经验,重新整合盐法、设立盐务章程、改建淮盐总栈,最终淮盐总栈移到仪征东南的十二圩普新洲,改“瓜洲淮盐总栈”为“仪征淮盐总栈”。本文将晚清时期淮盐总栈的选址问题和南京—镇江河段的河道变迁相联系,希冀通过对研究区域进行历史脉络的梳理,探求晚清时期区域环境变化的发展过程。     

民初盐业管理改革思想述评

中国的盐业管理,在清末曾掀起一场改纲引票的热潮,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财政拮据,后来又推翻票盐法而恢复纲法。咸丰三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以盐抵饷”,征收盐厘等措施,票盐制已名存实亡。1860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改定票章,整顿盐票,设立督销局,规定：盐斤到岸由局经理批销,由局定价,不得任意改变;盐船抵岸,赴局挂号,按其先后次序,挨次发售,不得抢卖。当时承办票运者皆属大贩,中小商人无力领运,故名为“票实为纲”。     

从清代盐政的两次改革看票盐法的形成

清代两淮盐务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淮盐务改革剔除积弊,振兴盐业,为历代改革家所推崇。清代两淮地区的盐政体制经历了从清初的纲盐制到道光年间的票盐制,继而发展成循环转运制的历程。本文通过探究法论述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两次盐法改革的过程与关系,以期廓清清代票盐法的形成过程。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

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盐法”补正郭正忠金代的盐务机构,包括盐务专司和兼理衙署两大统系。盐务专司,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统管产销的诸盐使司、分司及其下属场务;二是负责运销或征税的盐运司、盐税院、盐钱局等;三是缉查私鹾的巡捕司。兼理盐...     

民国时期盐务机构述略

民国时期盐务组织机构与近代海关组织机构一样,同时存在着两个组织系统,这种畸形的组织形式都是由于洋人插手中国事务造成的。加之盐务机构名称变更频繁,翻来复去,令人眼花缭乱。什么盐务局、盐政处、盐政局、盐务署、盐务总局、盐务管理局、盐税局、收税局、榷运局、督销局、官运局、盐运使署、盐运副使署、盐务稽核造报总所、盐务稽核总所、盐务稽核所、盐务稽核分所,等等。长期以来,     

丁宝桢改革盐务

丁宝桢，清光绪年间贵州织金县人，他不仅因沫慈掉太后的宠监安德海而出名，他还在调任四川总督期间，为了解决贵州人民吃盐的困难，首先改革了当时不合理的盐务制度，还惩罚了贪官和好商，发动集资捐款，重新修治了运盐到贵州的航道。当时贵州的盐全靠四川供应，由于战乱和地方政府的腐败，川盐一时难以通过水路运进贵州。一方面四川积压大量的盐，一方面贵州严重缺盐。丁宝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深入实地调查了解之后，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大胆地推行了盐务制度的改革，变“官督商运”为“官运商销”，并且设置了盐务总局，具体负责经办…     

嘉靖《两淮盐法志》点校本

近日,由省志办、淮安市志办合作组织人员点校整理的嘉靖《两淮盐法志》点校本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志刊成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由两淮巡盐御史杨选、两淮都转运盐使陈暹修,举人史起蛰、张榘撰。全书分12卷,约30万字,资料丰赡,体例严整,全面翔实地记载了明嘉靖以前两淮盐务情况。     

民初央地关系走向与广东盐务双轨制的运作

盐务双轨制是指民国初年盐务运行中同时存在盐运司和稽核分所两套机构和制度。双轨制最初的目的是通过盐运司牵制稽核分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使盐运司体制演变为地方截留盐税和与中央争夺财源的工具。南北对峙中,广东地方政府通过拉拢控制盐运使一职,或威胁干涉稽核制度,以此与中央展开博弈并套利。北京政府和稽核总所则为了维持自由贸易政策以保障盐务改革的成果,不断与地方大员和盐运司讨价还价。直到广东军政府控制盐税支配权,双轨体制终流于形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盐务双轨制在广东的运作不仅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走向,同时央地关系也左右着盐务双轨制的实际运作,由此影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盐税体制。     

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

乾隆朝对如何治理新疆没有成熟的方案,经历了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的探索过程。乾隆二十四年(1759)初开始筹划甘肃总督管辖新疆,将安西提督、安西道移驻巴里坤、哈密,任命杨应琚为甘肃总督,确定甘肃总督的驻地,准备在伊犁、叶尔羌等地添设总兵、道员等文武官员。二十五年(1760)初,乾隆朝又否定了甘肃总督等地方文武官员治理新疆的计划,恢复陕甘总督建置,在新疆设伊犁将军。这一探索过程反映了乾隆朝君臣对新疆认识的变化。     

清道光朝黄玉林私盐案研究

黄玉林私盐案是清代发生在两淮地区最大的盐枭案。盐业走私犯黄玉林虽然一度被清廷招安,但并未真心悔过,一有机会便想重操旧业。经过道光帝的坚持,黄玉林最终被两江总督陶澍处决。清代私盐案的屡禁不止,实由于清代盐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引发。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票盐改革,从根本上杜绝了原有盐商垄断的体制,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迅速消失。     

Spies and Postmen: Communications Liais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Qing Bureaucrac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mmunications liaison” (titang guan)—an official category little acknowledged in past scholarship on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state. Communications liaisons stationed at garrisons and administrative seats compiled intelligence and news reports for supervising officials in distant locations. In Beijing, capital liaisons compiled documents into court gazettes and supervised the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seals of office, and imperial gifts to the provinces. Besides these responsibilities, capital liaisons acquired reputations for following personal and patronage agendas that undermined the integrity of the bureaucratic state. Longstanding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consistencies within the Qing bureaucracy induced liaisons to misbehave. Still, characterizations of liaison malfeasance transform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dynasty due to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ommunications system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expansion of office sales. Whereas liaison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periods were parties to political exchanges among the bureaucratic elite, by the dynasty’s waning years, liaisons provided services for the larger population of bureaucratic personnel. The liaisons’ transformation from spies into postmen,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official critics,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major changes in the Qing bureaucracy upon some of its least known officeholders.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李鸿章与晚清两淮盐政改革

李鸿章是对晚清两淮盐政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人物.在两江总督任上,他毅然选择大商人而放弃小商人,以捐输票本、循环转运和招商联保的方式确保税源;在湖广总督任内,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他又坚决维护原来力图加以改变的"川盐济楚"局面.由此可见,利益才是李鸿章施政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李星沅与"青浦教案"

“青浦教案”系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起教案。英国领事阿礼国欲乘机突破原有条约框架的限定,谋取更大的利益;中方处理此事的主要人物为两江总督李星沅,他曾亲身接见前来违约“投诉”的巴夏里。李星沅在本次教案中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当时清朝官员观察中外关系的视角和处理中外交涉的手段。通过此教案可以看出,清朝官员在处理中外交涉时,仍然处于完全的劣势。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