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唐代侨蕃州考论

唐代侨蕃州迁徙情形复杂,一共存在四种类型。侨置政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态各异,无法统一定义,但具有导致侨政区嵌套进入寄治政区的共同特征。与中原式侨置政区不同,关内道所领侨蕃州多不存在“原政区与侨政区”的对应关系,根本原因在于游牧族群分散的政治体结构与游移不定的生计模式。由于多无实际政区要素,侨蕃州的边裔册封属性要比政区属性更加明显。     

也谈贵州省名的来历

在中国历史上,“贵州”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唐代。据《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史地理志记载,在现今广西贵县一带,从唐太宗贞观九年(639年)起,便设有介于道、都督府与县之间的十级行政区“贵州”,归下等都督府——邕州都督府管辖,是所谓“邕管十州”①之一。其管辖范围最大时为8个县,户数最高时为28930户,属下等州,是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全国315个州之一。唐天宝年间之后,其管辖范围逐渐缩小,改领四个县,宋代改领一个县。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则“省县,止行州事”②。明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遂“降为县”,更名“贵县”,隶属于广西浔州府。     

北京政府时期全国政区沿革概况(一)

(一) 清代沿袭明代的政区建制,但较之明代发展的更为完备。清代定地方政区为省、道、府、县四级行政机构;省、府、县为发展完备的地方行政建制,道为发展尚不完备的行政建制。清代,省的行政长官为总督和巡抚,领布政、按察二使;其驻地为一省首府(即省会)。总督一般辖两省,也有辖一省或三省者;有的省设总督兼巡抚,有的省只设巡抚,不再设总督管辖。省一般辖三四道,个别亦有辖六七道者;道设道员,通称道台。道一般辖两三府或直隶州、厅,亦有一府设一道者;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厅设同知。府一般辖七八县,亦有多     

与广西有关的几方唐宋官印

唐初将全国分为10道,广西属岭南道。咸通三年（862）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广西为岭南西道,下设桂管、容管、邕管经略使,史称“三管”,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广西政区疆域的轮廓。每管下辖若干州,各州又曾一度改用郡名。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各羁縻州又分辖若干县。宋朝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15路,元丰时（1078～1085）又析分为23路,广西地方称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之称由此始。     

北魏后期的“道”考略

北魏后期,国家开始设置“道”。这种“道”,实际上是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规定的活动范围。因此,北魏后期“道”的设置是与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的任职联系在一起的。由这种设置特点所决定,“道”成为大使、征讨都督和行台活动的特殊区域;“道”的设置具有临时性,其存续时间与大使、征讨都督与行台的任职相联系;“道”规定的区域范围是不明确的。至北魏末年,行台的设置开始具有地方官化的趋势,其明显表现是多以州刺史和都督诸州军事兼任。因而,与这些行台的任职相联系的“道”不仅设置的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不稳定的行台区。这种不稳定的行台区,正是东魏、北齐稳定行台区产生的前提。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杨炯卒所“盈川”考

杨炯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据新旧《唐书》等历史文献记载,杨炯是终于“盈川令”①。但对“盈川”具体所在看法不一,《唐才子传》云卒于“婺州盈川”②,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辞源》则认为在今四川筠莲县境③。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代确有两个“盈川”;一在衢州,“如意元年分龙丘县置,元和七年省入信安”;一在黔州,“先天元年改(盈隆县)为盈川”,“天宝元年改为洋水”④。那么,杨炯之所任“盈川令”的“盈川”到底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根据杨炯的生卒年份结合两个“盈川”的设置年限来确定;二、根据当时人的…     

明代南直隶徐州设“州”不设“府”原因探析

<正>明代地方的高层政区为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又被通称为省，其下为府，再其下为县，在区划等级上为三级模式。其中直隶州包含在府中，由布政使司直接统辖，地位上视府，但官阶品秩却又和属州一样为从五品，低于知府的正四品。属州隶于府，又可下辖县，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都是他们未参加革命以前的身份。武昌起义以后,他们分别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投入革命行列;宣布独立光复,脱离清朝政府,加入民国军政府。他们与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组成了革命统一阵线。南京临时政府就是这革命统一阵线的革命政府,并且是按照同盟会《军政府宣言》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立法二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奠定了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过渡的法律基础。其职能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从封建专制统治转化为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文明政府。     

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五代防御、团练州考述

在唐末旧置的基础上,五代继续增置防御、团练州,至后周末,境域内共计19个防御州、10个团练州,且分布重心逐渐由唐末的关中、中原西部地区东迁至以汴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中原、淮南、河北南部等地区防御、团练州呈现出纚联成片的趋势。此外,防御、团练州还成为中央削弱方镇力量的重要举措,从内部结构来看,设置防御、团练州使得辖3州以上的方镇逐渐向辖2州的方镇趋近,从而使得中央对地方军政的控制力大为强化。     

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订补

《里耶秦简(贰)》新出现一些秦代郡县道,本文从中归纳出4个郡和34个县道,其中城父县属淮阳郡、镡成县属洞庭郡。简牍可见从秦都咸阳发文传送至南阳郡—南郡—洞庭郡,以及文书在内史和郡属各县道及县下乡里之间的传输路线和传送方式。里耶简牍还可以复原秦洞庭郡的全部属县,并可由此推论秦洞庭郡的治所先在新武陵县,后迁往临沅县,时间大约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三十年间。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